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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时期正值文革十年动乱。

那个时候文化生活极其匮乏，既没有歌厅、舞厅，更没有电视、电脑，就连露天电影也难得一见。好不容易碰到放映露天电影，也往往是老掉牙的片子，不是《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就是样板戏《杜鹃山》、《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再不就是译制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第八个铜像》等，还经常“白毛女”（那个时候我们管满心希望地到另一个村子去看露天电影，结果失望而归，叫做“白毛女”，即“白跑路”）。就算是这样，我也是乐此不疲。只要一听说什么地方放电影，就会早早地吃了晚饭，邀约一班狐朋狗友匆匆赶去抢滩占位。因为这是当时唯一的娱乐活动呀，岂能错过？

在那样的背景下，唯一可以作为经常性消遣的就只剩下书了。可是历经文革劫难，要找书，特别是自己感兴趣的书还真不容易呢。于是乎，我就千方百计地寻找书来看，有向别人借的，有拿书跟别人换的，有拿东西跟别人换的，还有从人家家里顺手牵羊拿的，什么情况都有。而且什么书都看，只要是书就行。什么文革前的小学、初中、高中的“国文”（语文）教材呀，什么《第二次握手》《连心锁》等手抄本呀，都是那个时候看的。更为难得的是，我还看了直排版的《西游记》、《水浒》（七十一回本）、《绘画三门街》等，阅读古文和识繁体字的功底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

那时看书也不拘什么形式和时间：坐着看，躺着也看；吃饭的时候看，上厕所的时候也看；天一亮就看，过了半夜还看。因为看书入迷，村里的人给我起了两个绰号：“鸡毛眼”（意思是看书看得眼睛都近视了。那个时候，近视眼是极稀罕的）、“书呆子”。可我却毫不理会，依然我行我素，照看不误。在学校里读书时，遇到自己不感兴趣、不喜欢听的课，我就看课外书。当然是偷偷摸摸地看，上面盖着一本教科书，下面藏着一本课外书。也曾多次被老师逮住，自然就免不了要上上“政治课”。记得，最多的一次竟被班主任老师数落了两个多小时。可过后，还是贼心不改。

到了十六七岁，身心已基本发育成熟。虽然那时思想禁锢甚严，尤其是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根深蒂固，直至高中，男女生之间也很少说话，一说话还会脸红呢，更不用说牵手搭背了。但内心里难免也会春心萌动、情窦初开。所以，当时，最爱看的自然就是书中那些谈情说爱的情节了。拿到书后，首先是快速翻看有没有这些情节。一看到这些情节就会激动不已，心跳加剧，有时还会莫名其妙地脸红。而且对于这些情节往往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咀嚼，形诸画面，进行联想，大有百看不厌的味道。有些片段竟至于烂熟于心，直到现在还能很流畅地背出来。譬如《西厢记》中的“长亭送别”一章：“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崔生与张莺莺依依惜别、难舍难分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

初次借到《红楼梦》，如获至宝，大喜过望。由于归还日期很紧，不得已我只好“一灯如豆”，就着煤油灯（那时家里穷，还没有装上电灯）连夜将它看完。一夜鏖战，两眼通红。一声鸡啼，唤出太阳。天亮了，揉揉朦胧醉眼，伸伸酸麻懒腰，我还得匆匆赶去上学。因为夜读耗尽了瓶里的煤油，第二天还被父亲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但我的心里却是美滋滋的，沉浸在宝黛的爱情故事中久久难以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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