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来到大斌读享，今天给大家分享读书是《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偏执狂，是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它有哪些特征和危害；在历史上，偏执狂造成过怎样的影响，而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和应对偏执狂心理带来的危害。

你可能知道，偏执狂是一种病态，属于精神疾病的范畴，在某些教科书上，还被称为“精神病学的灰姑娘”。这就是说，自从19世纪精神病学确立以来，偏执狂这种病症，一直没有受到精神病学家的重视。时至今日，它甚至都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定义。当然这也怪不得精神病学家们，偏执狂这种精神疾病，其发病率不足0.03%，样本少，自然对它的研究也就不足。

那偏执狂是什么样的呢？其实啊，容易产生幻觉、妄想这类的精神问题都可以笼统地归纳为“偏执狂”。比如，最近英国《卫报》上的一篇文章就用“偏执狂”这个词来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虽然媒体动不动就黑特朗普，但这次黑得也算事出有因。特朗普3月４日在推特上发文，说自己去年竞选总统期间遭政府机构窃听，还说窃听的命令来自当时的总统奥巴马，然而他根本拿不出任何证据。当然这里边的内情我们不清楚，但单说这种表现：对于没有证据的事一口咬定，这就是偏执狂的典型表现。

在这本书书里，作者除了给我们介绍类似这种个案的偏执狂症状，他还指出，偏执狂这种精神疾病会集体性发作，对历史进程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这本书的副标题就叫做——“疯子”创造历史。这也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即把偏执狂作为一种集体心理，放到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去探讨，在人类历史中寻找偏执狂的踪迹。所以，这本书不光是介绍偏执狂这种精神病症的特征、形成原因，更以偏执狂为切入点，带给我们一部心理学视角的世界历史。

在开始这本书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下本书的作者，他就是意大利心理学家鲁格·肇嘉。他曾是国际心理分析学会和意大利心理分析学会的主席。出版过《父性》《偏执狂》《发展与罪恶》等14本著作。肇嘉的著作多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出发，结合荣格分析心理学的专业视角，有相当深的哲学意涵。著名的原型心理学家詹姆斯·希尔曼更是把肇嘉称为“人类心理学家”，以表达对他学识之广、之深的赞赏。我们今天要说的《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是鲁格·肇嘉的全新力作，一经推出，就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轰动。

那么这本书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主要有以下三个层面：第一，怎样鉴别偏执狂？也就是偏执狂的特征；第二，如何成为一个偏执狂？也就是偏执狂的发展路径；第三，为什么说偏执狂创造了历史？也就是在历史上，偏执狂是如何引燃了战争导火索的。

可以说整个人类文明史一直伴随着偏执心理的作祟。在偏执心理的诱惑下，我们人类曾经并且仍在拿起武器自相残杀，犯下罪行。对此，国际预防种族灭绝及大规模暴行基金会的副会长塞尔维尼曾经写道：“今天的世界广泛充斥着偏执狂。因此，要有效预防暴力冲突，以及更广泛地根除那种‘灭绝敌人是仅有的问题解决方案’的思维，对偏执狂的理解便是基础。”而在这本书里，作者就会通过上面这三个层级的讲解，帮助我们理解偏执狂这种心理疾病的形成、危害，以及防治办法。

第一部分

让我们先来看看：怎样鉴别偏执狂？偏执狂的第一个特征是怀疑。作者认为，当一个人不断怀疑某人可能变为敌人，他就会逐渐地真的把那人视为敌人。作者举了一个例子，在古希腊城邦，执政官是由公民选举出来的，而公民也同时拥有一项制约执政官，防止他独裁、滥用权力的手段，这就是著名的“陶片放逐法”。

这是一种不记名的秘密投票，每年一次，公民在陶瓷碎片上写下一个他认为可能会危害城邦民主制度的人的名字，当一个人获得了一定的票数，就会被判处流放。这个制度的初衷是保护民主，但是太简单粗暴了，缺乏足够的调查核实取证，很多人仅凭着怀疑就可以把一个可能无辜的人处以放逐，而事实上这种冤案有相当高的比例。这就是怀疑导致敌意的一个例证。而在我们熟悉的东方社会，像中国历朝历代的“文字狱”，其实也是这种思维模式造成的，“宁枉勿纵”，这就是偏执性怀疑在作祟。

偏执狂的第二个特征是因果倒置。你做一件事，产生了不良后果，但你不承认这个后果是你造成的，反而还拿这种后果的存在，来证明你做这件事的合理性。这就是倒因为果，倒果为因，循环论证。这一点是偏执狂的核心特征。还是从一个故事讲起：年，德国发动二战，占领了波兰。希特勒亲自访问被占领区，看见当地人贫穷混乱的生活，他觉得这些人过得这么差，可见他们太劣等了，自己侵略他们，那简直太正确了。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波兰的这种贫穷混乱正是德国入侵造成的啊。同样，欧洲人发现美洲之后在美洲殖民，他们的入侵，还有携带来的疾病，导致美洲土著大量死亡，但是这些欧洲殖民者并不认为土著死亡是他们引起的，反而觉得这是神的旨意，是神对土著人的惩罚，因为那些土著人是偶像崇拜者，是野蛮人。现在听来是不是很荒谬？

偏执狂的第三个特征是被害投射。即把自己的破坏性投射给别人，自己想害别人，但没有理由，于是就一口咬定别人想害自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攻击性行为的正当性，减轻自己的罪责感受。

这里我们来看《伊索寓言》里有名的狼吃羊的故事，这个故事设定是这样的，狼虽然有能力捕食羊，但是它必须证明自身行为的正当性。所以呢，狼和羊之间便出现了如下对话：狼首先会说：“你搅浑了我的水。”羊说：“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在同一条溪流中喝水，而且我在你的下游。”狼又说：“但一年前你说过我坏话！”羊复答：“不，狼先生，一年前我甚至还没出生。”狼最后说道：“如果不是你，那肯定是你的兄弟。”从这个寓言中我们可以看到，狼性偏执狂不仅幻想出弱者的错误，还把它们视为原发罪行，从而把自己的侵犯转变为“弱者的邪恶”导致的结果。

第二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是如何成为一个偏执狂的？这里解读的是一个偏执狂的心路历程，一般也会经过三个步骤：一.预设敌人；二.先发制人；三.强化理由。

我们先来看下向偏执狂发展的第一步——预设敌人。它的心理基础是怀疑，怀疑敌人正在侵害自己，然后瞄准这个敌人，不断地妖魔化它，如果没有敌人，那么就在想象中创造一个敌人。举个例子来说，西方一些媒体和政客热炒的“中国威胁论”，就非常典型，我们可以从西方媒体的头条新闻中看到，它们很少提及中国的“发展”，它们更可能提及“未知中国”“危险中国”“中国威胁”“势不可挡的中国优势”等。预设一个无心树敌的敌人，这便是通向偏执狂的第一步。

而通往偏执狂的第二步，便是先发制人。由于担心敌人会率先攻击，因此偏执狂常常会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和时间赛跑。有时他们甚至完全不考虑主动出击的胜算，贸然行动。

让我们来回顾日本袭击珍珠港的历史：在当时，日本虽然有比较强的军事实力，但是它仍然只是一个中等强国，无法与德国相比，更不必说美国。甚至在战争开始时，美国的经济实力就是日本的10倍以上。然而，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海军突然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后来日本惨败，还挨了原子弹，事后想想，为什么日本会做出这么不合逻辑的战略决策，明知不是对手，还是要去攻击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呢？从心理层面回答，答案就是先发制人的偏执狂逻辑。

通往偏执狂的第三步是强化理由。还是以战争为例，前面说过，在攻击敌人之前，偏执狂总要给自己找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不成立的。随着时间，真实情况一点点浮出水面，外界甚至自己，都会开始怀疑偏执狂一开始宣称的那个理由。为了排除这种怀疑，偏执狂需要强化这个的理由，如果理由在现实中不成立，那么这一定是敌人的诡计。

年3月20日，为了消除其实并不存在的所谓“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年初，在伊拉克的美国观察员宣布，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后在年2月5日举行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当时的中央情报局首脑谈到，尽管美国调查员、联合国调查员都没有找到这种武器，但不排除“它们可能存在”的嫌疑。在“防患于未然”的旗号下，美国强化了自己攻击伊拉克的理由，让自己在偏执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第三部分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说偏执狂创造了历史呢？这是因为，偏执狂创造了“第一个死人”，并且漫不经心地在人群中指出了“替罪羊”，历史由此拉开帷幕。

我们还是用一个故事来举例解释。著名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讲的是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的战争，打了十年，终于大家都不想再打，准备商量停战了。正在谈判的时候，特洛伊这边的一位神箭手潘达罗斯，在不希望看到战争结束的女神雅典娜蛊惑下，忽然射出一支冷箭，射中了希腊联军国王的弟弟，这一下，谈判的努力都白费了，一切又恢复如初，战争继续。

虽然是个神话故事，但是潘达罗斯这个形象是很有代表性的，他们就是那种藏匿在社会众多角落中、低微但满怀抱负的偏执狂。他们的行为，往往会成为战争的导火索，也就是所谓“第一个死人”，并且“第一个死人”总是会充当一个放大器。不仅会激起大众的恐惧，还会唤起一种“受到动物情绪感染”的集群反应，也就是在“我们的第一个死人不能白死！”这种群体性的反应下，第一个死亡之后就会紧跟无数的死亡，一个个的家族陷入悲伤，随后转向民族主义和偏执狂。

我们不妨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中去验证这种说法。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是个很深的话题，学术界至今也没有一个能被广泛认同的解释。但是，我们几乎可以确凿地声称：偏执狂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著名的一战导火索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就是一群典型的“潘达罗斯”式的偏执狂搞出来的。

我们都知道，萨拉热窝事件，是奥匈帝国的皇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斐迪南就成了引发一战的“第一个死人”，接着一场空前绝后的战争上演。杀死斐迪南的，是波黑的塞尔维亚族青年普林西普。普林西普当时19岁，他所在的波黑塞族团体，希望能让波黑从奥匈帝国当中分离出来，跟他们同族的塞尔维亚王国成为一家，怀着这个目的，他和同伙刺杀了斐迪南，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位“第一个死人”引发了整个欧洲的政治雪崩。

在刺杀事件发生后，虽然欧洲几个大国都知道事态严重，想通过外交来协调解决，民众一开始也没太关心这事，但是，偏执心理很快蔓延开来。奥匈帝国迈出了第一步，他们怀疑普林西普这个塞族团体，背后是塞尔维亚政府在指使，然后他们给塞尔维亚送了一份条件非常苛刻的最后通牒，其中还要求“让奥地利警察到塞尔维亚参与调查”。别的条款虽然苛刻，但是塞尔维亚都答应了，就是这条不行，而这就引起了奥匈帝国的“被迫害妄想”：你不让我们的警察参与调查，这说明你们有事怕被我们查着啊，说明你们塞尔维亚政府脱不了干系啊。

很快，这种猜疑链延伸到英法俄德这些大国：英法俄协约集团和德奥同盟都怀疑敌对方要借这个事件对自己不利，加上这种偏执心理也蔓延到各国民众当中，大家也都开始喊打喊杀，终于，骑虎难下，到了各国想不打都不行的时候，一战就开始了。

我们总结一下这个案例，尽管刺杀斐迪南的普林西普与塞尔维亚政府并无关系，然而当“第一个死人”出现时，在偏执心理的渲染下，奥匈帝国急需找到一个事件的“替罪羊”，这里指向的是塞尔维亚政府，而具体的刺客普林西普本身，已和罪行出现分离。

我们再来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战结束之后，巴黎和会主要谈的是战败国对战胜国的赔偿问题，而当时德国著名的学者马克思·韦伯在慕尼黑大学有过一个演讲，他警告人们说，赔偿不能一劳永逸地终结以后的战争风险，要想真正防范战争，就得对战争心理层面的成因做深入研究和防范，而不能简单化地“把战争‘归咎于’什么人。”从后来的历史来看，马克思·韦伯真是不幸言中啊，他很有先见之明，注意到了一个群众心理的重大危险：就是偏执狂的传染性，而且他看出来，偏执狂的心理并没有随着战争结束而消失。事实上，下一场战争的种子正被播种。

一战结束后，德国的形势很惨，人们就思考战败的原因，其中有一个观点说，德国的失败是由于国内犹太人的破坏和出卖，犹太人在德国背上捅了一刀。虽然没有根据，但是借助大众媒体的渲染，“背后一刀”的理论在德国扩散开来。加上巴黎和会对德国的处分过于严厉，德国感到自己遭受了不公待遇，自此，德国的民族主义一发不可收拾，将德国引向了复仇之战，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惨烈，同时也让德国和其他国家蒙受了更大的灾难。前面说过的波兰，在一战之后成功复国，结果在二战中，充当了德国集体偏执狂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