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在西非常驻的几年里经常会跑一些偏远的中国建筑工地，在那些还算蛮荒的地区我有时找当地的村民闲聊几句，了解了解当地的生活，顺便也会问问他们对这些中国工程的态度和看法。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好评这些修到他们村门口的路呀桥呀的时候，大多数村民不会把工程归功给当地政府或者中国人，他们大多会说：感谢上帝，是上帝给我们带了路，带来了桥，带来了电。我接着问他们：那上帝是怎么带来这些路桥呢？有的村民会和我说：上帝送来了中国人替我们修这些路和桥。

我曾经在科特迪瓦阿比让认识一个在内政部工作的黑人朋友，对于非洲当地人来说，能够在公共部门尤其是中央政府某得一官半职那绝对是令人羡慕的差事。有几个月没联系他，忽然有天他和我说从内政部辞职了，原来是因为他在社区里每天下午五点半都要主持一个圣经研习班，而内政部又离家太远，于是他在上了一年班之后选择了辞职回家，专注在圣经研习班上。他和我的年纪差不多三十出头，人生理想是成为一个牧师。

作为一个自小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长大的中国人，我每次在非洲遇到这样的故事都很难感同身受。根据几年前赫芬顿邮报的一份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黑非洲人口认为宗教对于他们“极为重要”，这个比例在西方世界中最信教的美国也不过是57%，在欧洲国家基本只维持在三分之一左右。毫无疑问，非洲是这个世界上最信教的大陆。我认识的绝大多数黑人都有非常虔诚的宗教信仰，并为此付诸大量实践，黑非洲每个周五的清真寺和周日的教堂都挤满了信众，在远离大城市的广大农村地区，宗教一般都是当地生活的核心。

除了占据主导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非洲还有诸如巫毒教这样数不清的当地传统信仰，放到以后专门再讲。很多人或许不相信，就连佛教这样的亚洲宗教，在当今的黑非洲都有不少虔诚的信众。我曾经在阿比让受当地同事邀请参加过一个佛教讲法会，我开始以为不过是十几个人的小聚会，到了现场才发现整个聚会的大礼堂座无虚席，大几百个黑人佛教徒用字母音译的经文集体朗诵和歌唱，现场气氛之热烈美好仿佛到了极乐世界。我的那位佛教徒同事跟我说他改信过两次宗教，最终才选择了佛教。他和他身边的大多数人一样需一个信仰的归宿。黑非洲人民需要宗教。

事实上，外来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在六十年代非洲国家独立之初并不太受政治精英待见，尤其是基督教代表着与前殖民者千丝万缕的联系，被认为是一个带着欧洲印记的压迫性宗教。但是很快基督教还是凭借着其历史根源和强大的动员组织能力，形成了一股令政权无法小觑的社会力量，在许多黑非洲国家与政权形成了一种微妙而暧昧的联系。曾经在年轻时强烈批评基督教(Christianityhaddestroyedthesafetynetfororphans,elderlypeopleandthepoor)的南非前总统祖马最后也成为了南非基督教各个教派的座上宾。科特迪瓦的建国总统博瓦尼为表达自己对罗马教廷的虔诚不惜耗资数亿美元(真实成本无人知晓)，接近于当时科国一年财政总收入的成本，在荒野中修建了一座被吉尼斯收录为全球最大教堂的亚穆苏克罗和平大教堂。肯尼亚的前总统莫伊曾经让肯尼亚广播电视台KBCTV在每一个礼拜天播放他在教堂做祷告的镜头，许多年后，当莫伊在因腐败缠身而遭到民众持续不断的游行示威时，肯尼亚的基督教领袖也投桃报李公开为总统声援：人民应该闭嘴，接受现任的统治，然后等着上天堂(Peopleshouldshutup,acceptthepresentleadershipandpreparetogotoHeaven)。

但是非洲教会与政权的关系也并不总是亲密无间。尤其在于一些政权极度腐化独裁的国家，基督教会还是能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社会制衡的角色，刚果金的天主教会与政权便向来不和，年天主教会组织全刚果金人民大规模走上街头抗议，政府毫不手软进行镇压，造成了40多名民众的死亡。在刚刚过去不久年底的刚果金总统大选，天主教会公开质疑选举委员会公布的选举结果，虽然无法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基督教即使作为最强大的社会团体力量，也远没有到能与政府扳手腕的程度。教会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更加侧重于社会医疗教育方面的服务：诸如天主教救援服务(CatholicReliefServices)在非洲30多个国家对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和救治提供大量而持续的资金支持。教会学校在每个黑非洲国家都占有相当比例，这一数据在肯尼亚甚至达到了64%(Gifford调查)。在一些遭受战乱的国家，基督教会在救济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援上也往往站在第一线。

宗教对非洲大陆最大的意义，或许还不在于其作为整体之于社会政治的影响，更在于对每一位信徒个体的精神塑造。在这一点上，我的感受宗教在非洲扮演的或许更多是马克思所说“精神鸦片（原著中指意并非完全负面）”的一面。败落的现世与光明的彼岸的距离越远，这个地方对信仰的依赖往往就越加强烈，而对信仰的过度沉浸反过来削弱了民众对现世的意志：我见过很多的黑人社团在设定一个目标之后，首要的任务不是制定计划而是祈祷，很多本已穷困潦倒的家庭依然花费大量的开销在宗教活动上，还有不少像我们文章开头所说的那位内政部朋友一样，在宗教与工作发生冲突时选择放弃后者，坚信上帝的力量与恩泽可以替代其他的一切。根据法国观点报曾经在喀麦隆和刚果布所叫做的调查，两个国家平均每人每周在宗教上花费超过11个小时。我一直和别人说，相比起欧洲人，黑非洲人算不上有多么慵懒，但是太多的黑人把有限的勤快过多的倾注到了宗教信仰之上，而非致力于现世的努力。

大多数的宗教其实并非劝人懈怠现世，基督教圣经中便有很多劝人殷勤劳动的教训，比如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6-15节便是关于使徒保罗警戒懒惰人的书信内容。遗憾的是，宗教在非洲并没有产生基督新教之于美国资本主义精神那样的助推作用，艰苦的现世环境或许令黑人从来都不奢求证明自己的是上帝的光荣选民，而只是为了寻求不被上帝彻底抛弃的慰藉。

奈保尔在《印度，受伤的文明》中对印度教在印度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角色进行了批判：在印度教看来贫穷是神圣的，悲苦是安然的，世界是圆满的，所以印度是安于现状的，印度并不需要斗争和反抗。非洲亦然。这大概也是宗教之于贫穷世界无法逃脱的宿命，它抚慰着伤口和悲苦，却也掩盖了陈疾和现世的期待。宗教并非导致了黑非洲的贫穷，但的的确确延续甚至加剧了这种贫穷，难以想象一个没有宗教的黑非洲，就像难以想象一个没有贫穷的黑非洲，从昨天到今天，从今天到明天，宗教至于这片大陆的发展进程，或许并非是一件好事。

如果能有奇迹，愿上帝也保佑非洲，这里不该一片被遗忘的土地，愿上帝也保佑非洲，总有一天这里也能祥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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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初，我结束了在法国的留学工作经历，第一次来到非洲，在一个叫做科特迪瓦的西非国家常驻工作。那之后我陆陆续续在网上写了一些有关非洲的博客，系列取名为非洲的戏剧，讲述我在西非各国出差的见闻和体会，还算是得到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