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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曾文化策划、黄怒波先生担任主编的“人文·智识·进化丛书”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旅行文学十讲》是这套丛书的一种，由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多年的浙江大学张德明教授担纲撰写。这本书通过细腻解读人类历史上经典旅行文学作品，串联起人类千年旅行文学史。

《旅行文学十讲》，张德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年7月

人是热爱旅行的动物，也是讲故事的动物。向往走到更多更远地方的人也对世界抱有强烈的好奇心，有听故事的兴趣、讲故事的愿望，以及讲好一个故事的潜能。旅行文学正是人们释放才华和能力的成果。

张德明教授以轻松的语调、诗意的语言，带人们穿越漫长的时光隧道，跨越辽阔的地理空间，看看会玩会写的作家们如何把足迹转化为文字，将追忆提升为反思，从书写中重新认识自我、世界。

尽管疫情影响，人们远行之路暂时停步，但不妨跟着史上杰出的旅行文学作品，重访曾被不同时空的人们在或真实或虚构的旅途中追寻过的可能世界吧！

那时我们还能旅行文/张德明5月的北京，东郊森林公园中，白杨参天，野花乱放。二月蓝、尖裂假还阳参、泥胡菜、夏至草等，各以其色香入眼，沁鼻，消魂。坐在日式风格的木凉亭下，沐浴着初夏的风，哪儿也不想去，什么也不想干，任自己迷失在树荫花海中，转眼就到了饭点。忽然很想吃比萨，半小时后热乎乎的外卖就送到了公园门口。大快朵颐之际，我想到多年前读过的一个传说，说是比萨饼其实并非意大利原产，而是西域一带的馕饼之类，是马可·波罗通过丝绸之路把这种制饼技术带到威尼斯的。不过他忘了中国人是怎么把馅放进饼里去的，只能胡乱操作一番，让原本内卷的肉馅躺平在外了。这个传说是否可信，当然无法考证。但《马可·波罗游记》我是读过的，书中并没有写到西域馕饼，倒是记述了元朝中国许多地方的风俗和景物。全书充满了一个西方人对东方的赞叹、艳羡和崇拜。历史学家史景迁说，马可·波罗的书既可视为对中国生活的细微描述，也可当作对自己城市的批判，他以中国为道德典范，对比威尼斯人放荡的性生活。不过，他强调指出，马可·波罗留给后世的，除了他所提供的资料外，最主要的还是他所激发的好奇心。

杭州西湖边的马可·波罗雕像（本书作者摄于0年）

看看外面的世界，满足不倦的好奇心，是人之为人的最深层的冲动。根据进化论的描述，我们的远古祖先走出非洲丛林，进化到目前这种状态，有两个关键的要素起了作用，一是好奇心，二是杂食性，什么都想看一看，听一听，嗅一嗅，摸一摸，最后，放进嘴巴尝一尝。于是，感官和智力都得到了满足，精神视野也随之扩张和提升。这种冲动用学术话语来概括，或可称之为，从现实世界到可能世界的空间移动。这是我在拙著《旅行文学十讲》中给旅行下的一个工作性定义。生活中，人经常徘徊在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借用英国诗人布莱克著名的诗性隐喻，我们的身体类似向日葵的枝杆，不得不扎根于混浊的大地上；灵魂却像它的圆盘般每天随着太阳的脚步转动，向往着不可企及的光明之境。但人比植物有利的一点是，他有思想和腿脚，只要愿意，随时可以将向往变成行动，从其栖居的空间挪移（哪怕是暂时的）到另一个可能的空间中。大到一方流着奶与蜜的乐土，小到一幢爬满常青藤的乡村别墅；或沙漠中的一个绿洲、大洋外一个陌生的国度、星光下一片宁静的海滩等。离开现实世界，踏上通往可能世界之途，全方位、全身心地感知外面的世界，当然是最理想和开心不过的。但通过阅读优秀的旅行文学作品，“卧游”或“神游”其间，也不失为一条替代途径，有时还可能比具身感知来得更深刻。这是因为，一名优秀的旅行文学作家往往具有一颗喜欢探索的大脑，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哲学，以及将这种哲学付之实践的勇气。一部理想的旅行文学作品，总会给读者提供三个探索的机会，并带他同时进入三个世界：外部世界、作者的内心世界，以及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随意翻开刚到手的一本新书，扉页中的引文就吸引了我：“一个男人决意要描绘世界。一年年过去，他画出了省区、王国、山川、海湾、舰船、屋舍、器具、马匹和人。临死之前，他发现这座耐心绘成的迷宫之线条勾勒出的竟是他自己的脸。”这段文字的原创者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被当代法国作家奥利维埃·罗兰转引在了他新近出版的、龚古尔奖入围作品《外面的世界》中。初读之下，很难给此书归类，因为它既不像小说，又不像回忆录。把它归入游记类，可本书又不提供旅游攻略，告诉读者自驾路线和必游景点等可操作的具体细节。整本书读下来就像一场真正的漫游那样，散漫、杂乱，无头绪。似乎有目的地，但又随遇而安；经常迷路，但总会找到方向。一个个港口，一次次起程，纷至沓来的印象，不期而至的偶遇，一个个闪现的姣好面容，有些是真正有过交往的，有些则纯粹是作家的想象。整本书像万花筒般转动，让人目不暇接，又频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之感。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去过的地方你去不了，他见过的人你见不到。”因为罗兰带我们去的地方，大多在“世界尽头”，是被人遗忘、忽略，甚至无视的角落。它们要么当下正处于战乱中，要么一直处在贫困、饥饿和绝望中。在他看来，只有“在那种环境中，人会注意到更多事情。那种环境中，也的确会发生更多事情，遇到更古怪、更加远离我们所认定的人类生活的人”。那么，究竟什么是“我们所认定的人类生活”？以谁（个人、地方或族群）为标准？读到这里，不禁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本人的研究生毕业旅行，或多或少受到摇滚音乐人崔健的影响。当时，我们7个一无所有的“假行僧”，合用一个每次只能拍摄36张胶片的傻瓜机，乘绿皮火车，一路向西南，且行且玩耍，目的地是当时刚刚开发的九寨沟。在成都公交站购票时，遇见一个瑞典人挤在窗口排队。大家不禁好奇地围上去，问他来中国干吗？他说是来录鸟类的声音的，刚从峨眉山风景区下来，听说九寨沟鸟类很多，就过来了。说着，他从身上背的超大行李包中摸出一本鸟类图谱、一台录音机。一面翻书，一面让我们听各种鸟的啾鸣声。更让我们大跌眼镜的是，他并不是鸟类专家，也没有正式工作，打零工赚够了钱，就满世界云游，录鸟的声音，然后筹划下一次出行。当时，自以为我们的穷游已够潇洒了，却没想到人还可以这样生活。不过，如按罗兰的标准，这位瑞典人还不一定入得了《外面的世界》。本书中写到的地方和人物，大都处在超出常人想象力的、更极端的生存境遇中。比如，作者在喀布尔老城区的废墟里拜访了一帮武装兄弟，其中有个不小心踩了反步兵地雷的无腿人，正在画一幅先知的彩画，并为其外孙的命运而悲伤。在俄罗斯里加的绿皮火车上，他偶遇两个可爱的粗人，他们都在阿富汗当过兵，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像鸡妈妈对小鸡那样，对他这个陌生人呵护有加。在皮库岛上，他透过黑沙滩的巨浪，听一位捕鲸手讲述惊心动魄的捕鲸故事，感觉自己“似乎穿越到了创世之初”。罗兰写道：“说到底，之所以去喀布尔、贝鲁特或萨拉热窝……是因为我们对世界好奇，而且世界也就是这个样子，充满那么多远离我们的喧哗与骚动。然后有那么一个时刻，我们不再满足于在广播里听到，我们想去那里，去远方，看看这片巨大的嘈杂到底是什么样的。看，学着去看，是作家这一职业的基本功。”每次出行和重返，冒险采访或冷眼旁观，他都见证了生存的各种可能性及人性的丰富多样性，豪宅和废墟、伟大和卑微、野蛮和仁慈、温柔和残忍、荣耀和耻辱……而所有这一切，也是他的自我镜像的映射、反射和折射，令他产生共情感和悲悯心。因为他是人类的一份子，正像我们一样。想起鲁迅在《这也是生活》中写下的名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外面的世界》中，最打动我的是书中一位小人物说的一句不起眼的话“那时我们还能旅行”，其中隐含着多少惆怅、遗憾和期盼。自20年起，国家旅游总局将每年的5月9日定为“中国旅游日”。这是为纪念徐霞客，这位世界级的徒步旅行家和行走文学的先驱而设立的。63年5月9日（明万历四十一年三月三十日）他首次出游，写下了《游天台山日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步履遍及中原、华东、中南、西南等地。要不是洪武四年（37）始实行海禁政策，说不定他早已踏出国门环球旅游，或许会留下一部《阿尔卑斯山日记》之类的作品呢！今年的“中国旅游日”刚刚过去，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能除下口罩，走出家门，再做一回“假行僧”，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一下外面世界的深度和广度。

本文原发于《文艺报》2年5月25日

[作者简介]

张德明

浙江绍兴人，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荣休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独立主持国家九·五、十·五、十一·五社科基金项目《人类学诗学研究》、《加勒比英语文学研究》、《近现代英国旅行文学研究》；合作主持国家八·五重点出版项目《世界诗库》、国家十二.五重大社科基金项目《外国文学经典与传播研究》。迄今为止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等国家权威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50多篇。出版有学术专著《人类学诗学》、《批评的视野》、《世界文学史》、《流散族群的身份建构—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研究》、《西方文学与现代性叙事的展开》、《从岛国到帝国——近现代英国旅行文学研究》、《旅行文学十讲》等；译著有《天堂与地狱的婚姻——布莱克诗选》、《哀歌与十四行诗——里尔克诗选》、《夏洛蒂·勃朗特全集/第6卷》、《狄更斯全集/第8卷（合译）。另有个人诗集《打水漂》、散文随笔集《蒙田的猫》、水彩画集《一千零一小时+秋水散人水彩画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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