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8月，单向街公益基金会发起了“水手计划”。这一文学活动旨在帮助青年创作者们重新发现世界，单向街公益基金资助他们海外旅游，并协助、指导他们的创作，直至推广、展览他们的最后成果，力求把新的全球想象带到汉语写作中来。而刚刚出版的《单读24走出孤岛：水手计划特辑》便是这一“水手计划”的首次完整结集，展示了第一批水手的创作成果。

参加首次“水手计划”的有五位作者——刘子超、柏琳、曾嘉慧、冯孟婕、郭爽，他们于年分别前往帕米尔高原、萨拉热窝、日本长崎、摩鹿加群岛和东南亚数地，用文字和影像的方式记录当下生活的切片，也成就了特辑中的5篇长文。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私家地理发布其中刘子超的《帕米尔公路和瓦罕山谷》，以及柏琳的《萨拉热窝无消息》两篇文章的节选，供读者先睹为快。

《单读24·走出孤岛：水手计划特辑》；吴琦/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5-1

帕米尔公路和瓦罕山谷：第五章

撰文：刘子超（作家，译者，旅行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供职于《南方人物周刊》《GQ智族》、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现自由写作。著有《午夜降临前抵达》《沿着季风的方向》，译有《惊异之城》《流动的盛宴》。）

第二天上午，星期三开着他的二手帕杰罗来接我。这车是他从杜尚别买的，花了一大笔钱——他一整年的收入。结果，他一坐到方向盘后面就显得过分谨慎，好像刚拿到驾照的新手。

开了一段后，我发现他其实是在虐待这辆车。他不习惯换挡，哪怕车速已经很快了，他却始终保持二挡。发动机愤怒地悲鸣着，他就更加慌乱了，鬓角冒出了汗珠。好在威朗村不远，只有二十多公里。他把我放在村口，长吁一口气。他说要去检修一下这辆车，他认为引擎出了问题。

我打听到，佛塔就在村后的山上。一条小路穿过田舍、果园，绕过溪水，到了山脚下就戛然中断。我抬头仰望，看到佛塔立于一座峭壁之上，必须沿着将近60度的陡坡爬上去。我手脚并用，开始攀爬，阳光烤得我满头大汗。山上全是大大小小的碎石，一不小心就会造成一场小型滑坡。几次滑坡后，我有点手足无措。我在半山处找了一块可以勉强立足的地方，琢磨接下来该怎么办。

就在我进退维谷之际，住在山脚下的一个小姑娘跑了上来。她看到我的无助，冲我挥了下手，让我跟着她爬。她只穿着一双旧拖鞋，却轻盈似鹿，在山石间跳跃着。她不时回头，看我跟上没有。虽然脸上有阳光灼伤的斑点，但五官却惊人的清秀。多亏有了她，我在陡峭的山石间，看到了一条路。快要登顶时，她伸出手，把我拉了上去。

佛塔呈方形，共五层，外围有土墙围护。小姑娘指给我看塔顶一块印有“足迹”的石头，据说那是释迦牟尼的脚印。我们站在那里，站在风中，俯瞰瓦罕山谷，远眺兴都库什。阳光倾泻而下，照耀万物，一切都仿佛亘古未变。想到眼前的风景也是玄奘大师看到的，我顿时觉得这里多了一份意义。

玄奘路经此地时，佛塔还未坍塌。他说，庙中有石头佛像，佛像上悬挂着金、铜制成的华盖，装饰着各种珍宝。当人们绕佛而行时，华盖也会随之旋转，神妙莫测。一千三百年后，寺庙和佛像全都不见了，只有佛塔的遗迹兀自伫立——这里早已不再是佛教的世界。

下山后，我想请小姑娘去村里的小卖部喝汽水。可是她会错了我的意思，把我带到一处泉水旁。她心满意足地看着我灌满了矿泉水瓶，然后挥了挥手，连蹦带跳地回家了。

我回到威朗村，在小卖部买了一瓶俄国啤酒，然后坐在路边的大树下，等待下一程的顺风车。我拧开瓶盖，泡沫从瓶颈冒出来，沿着瓶身往下流，在地面的浮土上砸出几个小坑。啤酒不够凉，但光是能避开烈日，已经让我心情舒畅了。

帕米尔高原上最遥远的定居点布伦库勒刘子超图

几个无所事事的当地青年凑了过来，问我去哪儿。他们没车，也不知道行情，只是纯粹出于搭讪的乐趣，漫天开个高价，压根没想做成这笔生意。看出这点后，我就装聋作哑，继续喝我的啤酒。他们终于觉得无聊，就任我坐在那里，继续四下游荡了。

我想，如果等不到顺风车，我就在村里住一晚。这里有小卖部，有落满尘土的零食，有不太冰的啤酒，足够我度过这个夜晚了。没想到刚过了半个小时，一辆破旧不堪的拉达就开了过来。车上坐着三个当地女人，镶着金牙。司机穿着脏兮兮的夹克，可相比他的车，已经干净太多了。

这辆拉达或许十年前就该报废，但却在这个世界的角落顽强地活了下来。车身锈迹斑斑，车内落满灰尘。没有收音机，没有窗户摇杆，没有仪表盘。一切接线全都裸露在外，有故障就能当场修理。这么一堆拼凑起来的废铁，竟然如此坚固耐用，看样子连汽油都不用加，只需撒一泡尿进去就能开到目的地。

我问司机去不去兰加尔(Langar)。他正要往那边走。我问多少钱。他报了一个价，当地人的价，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我暗自庆幸自己的好运。

三个当地女人兴奋地挤到最后一排，把副驾驶的位置让给我。拉达车叹了口气，咳嗽了两声，哆嗦了几下，颤抖了一阵，开动起来。我坐在车里，却能体会到骑在马上的感觉——那可不是花几百美元包车能感受到的。

有外国人坐在车上，司机好像底气更足了。他戴上墨镜，点起香烟，一手搭在窗外，像一个开着跑车兜风的纨绔子弟。我们经过路边人家时，他故意减慢车速，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姿态抬一下手指，而外面的人看到车里居然坐着外国人，全都瞪大了眼睛。

司机把我放在兰加尔的一家民宿前，说主人是他的亲戚。这多少解释了他愿意低价把我载到这里的原因。拉达调转车头，突突响着，屁股吐出一股黑烟，飘然而去。黑烟过后，一个骑着小毛驴的少年缓缓走过来，向我招手。两侧都是光秃秃的石山，石块就像远古动物的遗骸，暴露在光天化日下。黝黑的牧羊人赶着黄羊在石头间移动。兰加尔，在突厥语中就是“野山羊”的意思。

男主人朝我大喊一声——这时我正要走进隔壁家的大门。他戴着一顶瓦罕小花帽，身材高瘦。一说话，我就闻到一股伏特加味。我细看他的面容:脸颊皮肤松弛，带着微红，眼白发黄，有血丝。

他领我进入他家的院子，客房位于侧翼，与他和家眷住的房子分开。走廊上摆着两张旧沙发，地毯磨得卷了边。房间是斯巴达式的，被单和枕套上全是破洞，像遭了几场虫蛀。兰加尔是瓦罕山谷中最后一处定居点，再往前走就是帕米尔高原的无人区，因此我不打算挑三拣四。

这时，男主人卷着大舌头说，女儿刚从苦盏(Khujand)归来省亲，晚上举家庆祝，请我务必参加。男主人走后，我打开行李，换上干净的T恤。几个当地小孩趴着窗户往房间里看。我突然冲过去，张开五指，吓他们一吓。这可让他们措手不及，全都尖叫着四下逃走。

离晚上的派对还有一个多小时。我来到院子里，与一个正在悠然闲逛的年轻男子攀谈起来。他歪戴棒球帽，眼窝深陷，蓄着胡子，举止有点吊儿郎当。他告诉我，他是男主人女儿的表哥，今晚也是他在瓦罕的最后一晚。明天一早，他就要动身奔赴莫斯科，继续工地上的搬砖生活。

在俄国旅行时，我经常看到中亚长相、穿着橘红色背心的建筑工人。我知道他们是塔吉克人，可从来没机会和他们交谈。

这时，表哥从身上摸出一本护照，上面写着他是“塔吉克人”，但他认为自己是“帕米尔人”。

“两者有什么区别?”

“你很容易看出塔吉克人和帕米尔人的区别，”他说，“在俄罗斯，塔吉克人喜欢行贿，而帕米尔人从来不这么干。”

说这话时，他的神色颇为自豪。“为什么会这样?”

他说，因为帕米尔公路的存在，帕米尔人更熟悉俄国的“生活方式”，因此也比塔吉克人更适应俄国的生活。在苏联时代，帕米尔获得了更多的特权和物资供应，有很多科学家来到这里，帕米尔人的俄语也说得更好。独立后，同信仰逊尼派的塔吉克人不同，帕米尔人信仰伊斯玛仪派。阿迦汗四世关心这里的发展，兴建了大量学校和基础设施。相比西部的塔吉克人，帕米尔人反而更具现代意识。

“此外，我们挨着中国。”他说，“中国的商品要通过帕米尔公路运进来。”

他的意思是，帕米尔虽然地处边缘，却有中心之感。加上紧邻中国，未来大有可期。这个理论我虽是第一回听说，但好像也不无道理。

说话间，表哥掏出一个小小的、卷好的塑料袋，里面装着暗绿色的药草。他捏起一小撮，压在舌根与下唇之间。我也捏了一小撮，学他刚才的样子，压在舌下。药草受潮湿润之后，下颚瞬间就麻木了，接着整个人天旋地转，如同迎头挨了一记闷棍。看到我这副反应，表哥哈哈大笑。

我回到房间，足足躺了半个小时，才从药劲儿中缓过来。此时，夕阳余晖洒满房间，窗外传来孩子们的笑声。

布伦库勒图刘子超

“我在这里做什么呢?”我想起作家布鲁斯·查特文(BruceChatwin)的天问，体会着这句话背后的戏谑感。然后，我想到，晚上的派对已经开始了。

我走到主人的屋外，只见门口横七竖八地躺了十几双鞋子。房间同样是瓦罕传统样式，有五根廊柱，墙上挂着精美的手织挂毯。此刻，茶水已经泡好，大口茶碗放在地上。地毯上摆着各式干果、茶点、沙拉和大盘抓饭。有人拉着手风琴，表哥打着手鼓，回来省亲的女儿穿着华美的服饰。房间被人的气味熏得暖烘烘的，人们在乐声中翩翩跳起瓦罕“鹰舞”。我坐在角落里，喝着茶，看着眼前的一切，感到一路的辛劳都是值得的。

跳舞的人既有亲戚朋友，也有附近的邻居，还有邻居家的两个漂亮小女孩。一个穿着红色连衣裙，一个穿着蓝色连衣裙，有模有样地学着大人跳舞。

我走出房间时，天色已暗。那个穿着蓝色连衣裙的小姑娘跟了出来。我们听不懂对方说话，但能用眼神交流。从地图上看，兰加尔在瓦罕山谷的最东端，过了这里，地势就变成幽深的峡谷，而喷赤河从峡谷中奔流而出，形成一片平缓的河滩。是不是能从那里走到阿富汗一侧呢?

我拉着小姑娘的手，向那个方向走，想去看个究竟。喷赤河捕捉了最后一道光束，大山比白天更显澄清。我知道，沿着峡谷逆流而上，就能到达萨尔哈德(Sarhad)，又称连云堡，那是唐朝大将高仙芝击败吐蕃军队的地方。

河滩那里果然通向阿富汗，但有一座营房。荷枪实弹的塔吉克士兵看到了我们，做出警告的姿势，然后朝我们小跑过来。小姑娘使了个眼色，我们转身往回走。走了一段后，我回头瞭望，发现士兵并没有真的追过来，这才放慢脚步。

迎面走来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是小姑娘的母亲。聚会结束后，她发现女儿不见了，于是抱着儿子出来寻找。看到我们在一起，她终于放心了。她把儿子往地上一放，把他的小手也塞给我，好像在说:“你喜欢就给你了!”

就这样，我突然喜得一双儿女，实在福气不错。我一边一个，拉着他们的小手，走在荒凉世界的尽头。

萨拉热窝无消息：“东西文化交界线”的两端

撰文：柏琳（原《新京报》资深记者，现为独立记者，写作者。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