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盖勒普调查发现，39%的美国人认为“联邦政府规模和权力过大，以至于产生了对普通公民自由和权利的直接威胁”。调查人员对这个结果难以置信，于是他们重新做了调查，把“直接”两个字去掉。这回的结果是52%。

同年晚些时候，《今日美国》在一个关于婴儿潮时代美国人的封面专题中报道说：“万的“X—代人当中的很多人……正在倾向于一种虽然古老，却突然显得很现代的理论：古典自由主义。”《华尔街日报》在一篇封面报道中也同意这个观点：“如今在选民当中涌动的愤怒情绪与传统的共和党甚至保守主义无关，而是古典自由主义……由于他们对政府的不满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转向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尽管这种转向常常是无意识的。”

《华盛顿邮报》的大卫?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相当多的美国人说他们欢迎第三党的出现，他说：这些独立选民——即那些对华盛顿的两大政党大失所望的选民——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他们的古典自由主义倾向。他们对民主党不信任，因为他们认为民主党主张大政府。他们也区别于共和党，因为共和党内对宗教权利的干预在不断增强。

这些媒体为什么突然对古典自由主义兴趣盎然呢？正如《今日美国》所说：古典自由主义对公众的因袭观念提出了挑战，反对过时的国家主义的理念，因此对年轻人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拿我自己来说，当我在大学时期第一次接触到古典自由主义理念的时候，我想当然地认为绝大多数古典自由主义者应该很年轻（尽管我多少知道我所读的古典自由主义的著作是由一些老人家写的）。除了年轻人谁还会信仰这种对个人自由有着如此健全的洞察力的理论？当我第一次参加校外的古典自由主义活动的时候，相当惊讶地看到我第一个碰到的家伙有40岁左右，在当时的我看来这个年龄已经相当老了。然后，另一个人进来了，一个20多不到30岁的年轻女人，这大约符合我平时想像中这个群体的人应有的年龄段。然而，她看到我之后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却是：“你看到我爸妈了吗?”我很快知道了她父母是这个州古典自由主义活动的组织者，而我关于古典自由主义者应该是哪一类人的错误印象也就随之永远消失了。我逐渐了解到，这个年轻女人的父母以及数以百万计信仰古典自由主义的美国人，都坚定地站在一个悠久的美国传统一边，那就是：坚持个人自由，反对政府强制。

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是：每个人有权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来生活，同时他也尊重别人的同样权利（在本书中，我将使用传统的“他”和“他的”这两个代词来指代所有的个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除非文中有特指，否则“他”或“他的”应当理解为既指男人也指女人）。古典自由主义者捍卫每个人的生命权、自由和财产权，即那些在政府产生之前人们就自然拥有的权利。在古典自由主义者看来，所有人与人的关系都应该基于自愿；唯一应当被法律禁止的行为是那些对没有使用暴力的人使用暴力的行为——例如谋杀、强奸、抢劫、

绑架以及诈骗。

当然，绝大多数人基于习惯和常识相信这种道德准则，并且按照这种准则来生活。但古典自由主义更相信这种准则应当被一以贯之地遵循，政府尤其如此，这种准则应该像应用在个人身上一样应用在政府行为上。政府的存在应该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权利，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到来自其他人的暴力侵害。当政府对那些没有侵犯别人权利的个人使用暴力的时候，政府本身就成了权利的侵害者。因此，古典自由主义者对诸如信息审查、强制征兵、价格管制、征用财产以及对我们个人和经济生活的管制等政府行为会表义的愿景也许有些空想，就像那种由天使组成的世界里的教义示谴责。

看上去，古典自由主一样，而那种天使世界从来都没有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出现。那么，在今天这个混乱而糟糕的世界上，政府是不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答案是意外的：不是。事实上，这个世界越是混乱和现代，古典自由主义与君主制和独裁体制相比就越有效，甚至比战后美国的福利主义体制更有效。在当今美国，政治上最重大的进展是意识到古典自由主义并不是旧时代的文物，而是一种面向未来的理论和现实的可操作的计划。在美国政治当中它是一种领导力量——而是一种先锋的力量。

今天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是如此深入人心，美国政府又是如此的臃肿和行为荒唐，结果是美国两个最有趣的作家都成了古典自由主义者。奥鲁尔克（RJLO’Rourke)这样总结他的政治观点：“把金钱和权力交给政府就像把威士忌和车钥匙交给十几岁的小孩一样。”戴夫?巴里（DaveBarry)对政府本质的理解就像汤姆?潘恩一样清晰，他说：“要全面理解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看政府做了些什么：他们从一部分人手里把钱拿走，自己留下一部分，然后把剩下的给另一部分人。”

古典自由主义是一种古老的理论，但是其把自由建立在法治和经济增长基础之上的框架使得它尤其适合于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迅速变化的时代——这个被称作信息时代、第三波或者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代。

一、古典自由主义的复苏

有的读者也许有疑问：为什么一个像美国这样自由繁荣的国家会需要采用一种新的政府理论，难道我们现在的体制还不够好吗？我们的社会的确比以往任何世代都给更多的人带来空前繁荣，但是现有的体制并不足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高税收、糟糕的学校教育、种族关系紧张和环境破坏等。而我后面将要提到，古典自由主义对这些问题都有解决办法。而这里我提出三条理由说明古典自由主义正是美国在新千年前夕的正确道路。

第一条理由是，我们并没有达到我们应有的繁荣程度。如果我们的经济一直按照?年间的速度增长的话，我们现在的GDP规模应当比现在大40%。但是，这种比较并不能告诉我们过于庞大的政府的行为对经济造成的伤害的真实程度,因为，在一个全球化市场和技术进步加速的时代里，我们的经济增长不应该仅仅是40年前的速度——我们应该增长得更快。我们的经济更加依靠市场和私人企业，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会拥有更多的财富，这一点对于今天的穷人来说尤其重要。

第二条理由是，我们的政府已经变得过于强大，它越来越多地威胁到了我们的自由——这也是那些被调査的美国人中的52%的人对那些被搞晕了的调查人员所表达的意思。政府征税过多，管制过多，干预过多。那些政客，从赫尔姆斯①到杰西?杰克逊?都试图将他们的道德准则施加给两亿五千万美国人。袭击大卫教派事件、维吉?维维尔被枪杀事件、唐纳德?斯科特③被枪杀事件、罗德尼?金事件④，以及政府试图不通过司法程序剥夺私有财产的行为，都使得我们不得不担忧一个不受人民控制的政府的出现，提醒我们必须重新建立对权力的

严厉限制。

第三条理由是，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拥有了空前的获得信息的能力。集权的官僚机构和强制性的管制将不能跟上真实经济的发展。全球资本市场的存在意味着投资者不再是国家政权及其强制税收体系的人质了。通信技术所创造的新的可能性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工作者⑤拥有逃离高税收和其他指令性政府政策的能力。21世纪，取得繁荣发展的国家将是那些能够吸引生产者的国家。我们需要一个有限政府来开创一个无限的未来。

20世纪是国家权力的世纪，从希特勒、斯大林到铁幕后面的极权国家，从非洲的独裁政权到北美和西欧的官僚制福利国家，莫不如此。很多人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政府自然应该变得越来越庞大，权力变得越来越大。然而，事实上，在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历史当中，20世纪很大程度上是走了一段弯路。从希腊时代开始，西方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自由不断增长的历史，一个独断专行的政府不断受到限制的历史。

今天，在20世纪末，很多迹象表明我们可能正在回到限制政府权力、扩张自由的道路上来。随着苏联的解体，几乎没有人会支持中央计划了。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并放开市场。随着对资本主义的实践，太平洋沿岸部分国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已经摆脱贫穷的过去，开始领导世界经济。

在美国，国家官僚机构这头巨兽也开始面临古典自由主义复苏的挑战，而古典自由主义正是这个国家创立时的理念。我们正在见证那些被福利国家和战时国家所珍视的观念的倒塌。美国人已经看到了大政府的失败。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知道了：政府会发动无法取胜的战争，政府对国内的对手会采用间谍手段，还会对此撒谎。他们在年代知道了：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会导致通胀、失业和经济停滞。他们在80年代知道了：尽管一位在竞选中批评华盛顿政府，并且答应改变现状的人当了总统，但政府开支和政府干预仍然会增加。现在，到了

年代，美国人民已经准备吸取教训，让21世纪不再是国家的世纪，而是自由的个人的世纪。

这些变化有两个根本原因。一个是世界各国的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专制制度和国家计划经济的低效率。另一个就是植根于古典自由主义理念的政治运动的不断成长。尤金?迪翁IDionne,Jr.)在《为什么美国人讨厌政治》（A-

mericansHatePolitics)一书中说：“古典自由主义的复苏是近年来很少被提到，但最值得大书特书的进步。年代和年代，反战、反独裁、反政府以及反税收的理念汇集在一起，使得一个停滞了很长时间的政治思潮开始复苏。”

为什么现在会有古典自由主义的复苏？主要原因是那些试图替代古典自由主义的意i只形态——法西斯主义、国家福利主义——都已经在20世纪进行了实验，并且都无一例外地无法创造出和平、繁荣和自由。

法西斯主义，被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德国的希特勒所发扬光大的一种意识形态，是第一个幵始实验的。现在看来，它经济上的中央集权和种族集体主义是令每一个文明人厌恶的，也许正因为此，我们忘记了在二战之前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对“德国和意大利所产生的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年美国《国家》杂志）的顶礼膜拜。整个世界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恐惧不但导致了民权运动的出现，而且也催生了古典自由主义复兴的先声，如伊莎贝尔?帕特森（IsabelPater-son)的著作《机器之神》（TheGodoftheMachine)和哈耶

克的《通往奴役之路》（TheRoadtoSerfdom)0但是，西方的福利国家又如何呢？剩下的意识形态争论范围也许变窄了，但这些争论仍然相当重要。难道政府不应该对市场进行调节吗？难道福利国家不比古典自由主义国家更加人道吗？尽管西欧和美国从来没有尝试过完全的社会主义，但对这些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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