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引言：22年前，一名军事战略家预言的中印战争

一、中印两个大国之间的“蜜月”

二、“中印兄弟”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裂痕的？

三、尼赫鲁的战略误判

四、尼赫鲁的“前进政策”和“里窝那”计划

五、毛泽东十天十夜没想通：

尼赫鲁为什么要来搞我们？

六、中国人眼中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七、印度人眼中的中印自卫反击战

八、第三方眼中的中印战争

九、一名中印战争老兵漫长而又伤感的故事

在2亿多年前，印度大陆板块缓慢但却执著地漂过古地中海，向着亚洲大陆板块袭来，预示着印度和中国将发生对抗。

而在大约6千万年前，这两个大陆板块迎面发生碰撞之后，形成了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由此构成了20世纪中印冲突的地理环境。

――佚名印度学者

引言：22年前，一名军事战略家预言的中印战争

明铁盖达坂山口。年1月25日。

四天时间，中国人的筑路工程队在被毁坏的二号公路上，向前推进两公里。眼睁睁看着坑坑洼洼的路面被一点点修复起来，印度人几乎无计可施。

新德里每天都在等待二号公路的消息，得到的全是中国人今天又向前推进了多少公尺的报告。印度人呢？难道他们不是挡在那些黄面孔前面的吗？塔帕尔总理的质问通过桑杜部长、奈尔上将、普拉卡希中将、巴蒂少将的嘴，传到了拉奥中校的耳多里。

拉奥中校苦苦思索。现在才得出同中国人对抗本身就是个错误的结论，已经为时太晚了。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既然如此，既然与中国人的交火不可避免，拘泥于谁先开第一枪，何时开第一枪，就未免太过于陈腐。

历史是战胜者用战败者的血写成的，战败者不会有权力和机会，追究战胜者先开第一枪的责任。但战败者却能让自己一方先开枪的那个倒霉鬼成为替罪羊。拉奥中校继续苦苦思索。他想在既开第一枪把中国人击退，又避免万一失手成为替罪羊这两者之间，找出一条路来。

很难。

先开第一枪你也未必能把中国人打退，打不退中国人你就肯定会成为替罪羊。可如果眼睁睁看着中国人把路修通，你的下场也比当替罪羊好不了多少。

权衡之下，不干要比干的结局更糟。

那么，干吧。

他决定赌一下。

有时候犹豫再三，你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一旦定下决心，办法反而跟着就来了。拉奥中校命令全营官兵登机时，他认为他想到了一步妙招。

在空中整好队形后，拉奥下达了攻击命令：放过中国人，全力攻击已经修复的公路！

“雌鹿”武装直升机

数十架直升机排成长长的一列纵队，跟在拉奥的“雌鹿”后面，相继爬高，又相继俯冲，一架接一架对准那段黑油油两公里长的路面发射火箭和投放燃烧弹。

眨眼间，两公里长的沥青路变成了一条两公里长的火龙。

中国人的后路被切断了。望着身后熊熊的大火，看上去他们有些慌乱。拉奥把他的“雌鹿”悬停在中国人的头上，俯看那个大个子如何安抚他的部下。

战火常常是被一粒意外的火星点燃的。

就在拉奥看着中国人面对大火不知如何是好，为自己这一妙招倍感得意时，那粒小小的火星蓦然迸出来，溅到了一点就燃的干草堆上：一块火箭弹片呼啸着从烈火浓烟中飞出，不偏不斜，正正地嵌进了一名中国小伙子的眉心！

小伙子连叫一声都来不及，就直挺挺地仰躺在了路边。

流血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中国人炸了窝，不等那个大个子下令，就纷纷爬到每辆车的驾驶楼里，拽出一支支烤蓝锃亮的自动步枪。一个矮个子中国人动作最快，别人还没有打开保险，他已经端枪冲上了一侧山坡，朝着那些廓尔喀士兵扫射起来。

战神的降临总是让人猝不及防。尽管已经整整参加了十天的对巴战争，拉奥还是无法相信瞬间发生在眼前的事情：

中印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吗？

以上的故事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并没有真实发生。它只是一名军旅作家、后来成为军事战略专家的乔良先生，在22年前一本叫做《末日之门》的预言小说中的一段描写。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年9月16日北京的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书市上，我们去为他的这本新书的发行捧场，他亲笔给我签售了一本《末日之门》，已经搬了N次家了，但这本书一直留着。

当我的《密战西藏高原》这本书写到这里的时候，正值长达两个多月的中印朗洞对峙刚刚结束。中印朗洞对峙的起因也是因为修路引起的。

当我在引用乔良先生的这一个“桥段”时就在想：幸好朗洞对峙没有意外的火星迸出来，否则是不是战神真的就会让人猝不及防地降临，使乔良先生的预言成为真实，让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地问道：

中印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吗？

一、中印两个大国之间的“蜜月”

年8月15日，印度宣布独立；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随着中印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经过近两千年时断时续的文化交往，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大国终于开始将对方视为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实体。

因为相似的殖民地经历和共同的“反帝”诉求，中印这两个亚洲古国在建国初期开始了短暂的“蜜月期”。

周恩来访问印度时与尼赫鲁在一起

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中印两国都在努力建立起自己的国际地位。中国的主要目标是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并且于年参加了 。印度则将自己视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并且将中国的支持和协作作为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

年4月，尼赫鲁向印度各邦首席部长的信中介绍了中国的形势，并认为从世界角度看，最重要的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军队在中国的胜利。

年4月1日，中印两国正式建交，互派大使，印度也成为世界上除社会主义国家外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尼赫鲁在著作《印度的发现》中，用了相当的篇幅突出介绍了过去年的中印交往。按照他的说法，西方国家的控制使得中印之间的交往被中止。但随着中印两国自豪、独立地重新屹立在世界舞台，两国可以将这些交往继续下去。

他在书中充满激情地写到：“如今，命运已经峰回路转，而过去的记忆仍然印刻在中印两国人民的心中。新一代虔诚的朝拜者越过高山来到对方的疆土，带来了佳音和祝福，建立起新的、富有生命力的友好关系。”

在中国和平解放西藏之后，印度在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仍然支持中国。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尼赫鲁不顾美国的反对和威胁，一直对此持积极的支持态度。

为此，尼赫鲁首先在印度议会关于外交政策的辩论中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并最终获得了议员们的支持。

年，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提交了一份要求安理会成员决定不承认国民党的决议草案，除了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赞成，另外那一个赞成票就来自印度。同年9月19日的联合国大会上，印度代表散发了一个决议草案，号召给新中国以席位。

年4月，中印两国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定开头有这样一段话：“双方同意基于(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四)平等互惠，(五)和平共处的原则缔结本协定。”

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次在外交文件上出现。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中印关系奠定了新的基础，迎来了中印友好合作的第一个高潮。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中印两国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同年10月，尼赫鲁偕女儿英迪拉·甘地回访中国。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接待的第一位非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首脑。中印在4个月内实现了两国总理互访。

尼赫鲁总理到达北京当天，毛泽东主席就会见了他，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陪同会见。

尼赫鲁访问中国时同毛泽东在一起

毛泽东在会见尼赫鲁时说：“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这种吵架同我们和杜勒斯（美国国务卿）的吵架，性质是不同的。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某些问题的协定，这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

4天后，毛主席再次会见并设宴招待尼赫鲁总理，如此高规格的接待，说明中国政府对印度及对中印关系的高度重视。

尼赫鲁访华结束回国时，毛泽东主席以“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赠别。

同一年，尼赫鲁再次来到中国，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达赖、班禅等一起出席了印度驻华大使馆举行了招待会。

在年4月于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29国会议上，印度仍然积极支持中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理，并推动中国与亚非国家的交往。

年11月，周恩来总理再次访问印度，贺龙副总理陪同访问，受到印度政府和人民群众隆重而热烈的欢迎。

在首都新德里等地，有上百万人欢迎周总理一行。中国代表团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印度群众的欢迎。

“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响彻印度大地。

周总理发表讲话说，我们两大民族之间的友谊有两千年的历史，但是，今天，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但是，“蜜月”期太短暂了！

二、“中印兄弟”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裂痕的？

在中印两国的“蜜月”期，出于外交的需要，中印边界领土争议曾一度被搁置，中印双方都默契地对这个话题“避而不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解决，中印间的领土纠纷，就像一座休眠的火山，潜伏在和平友好的表象之下。

实际上，就是在“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响彻印度大地的时候，印度人在领土问题上并没有闲着。年代开始，印度趁中国参加 无暇顾及西藏边陲之机大举北进。

年，印军占领达旺并强迫西藏地方政府撤出，而达旺就是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出生地。到年印度全部控制藏南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后并建立行政区。

年印度在侵占区设立“东北边境特区”，这就是后来的“阿鲁纳恰尔邦”。而此时，做为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尼赫鲁在国际上的威望如日中天。

但就是在此时的“蜜月时期”，中国从印度在一系列涉及中国外交的重大问题的态度上，开始重新认识尼赫鲁的不结盟的“中立”政策。

不结盟运动会场

年11月17日，印度向联大提出解决朝鲜战俘问题的方案，提议由中立国印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成立一个遣返委员会，来处理 中的战俘问题。

12月1日，联合国政委会以53票对5票通过了印度的提案。这个提案被中共视为是“荒谬和非法的”。

在年台湾海峡危机期间，尼赫鲁在年11月初向美国驻印度大使明确表示，他坚决反对中国试图以武力夺取沿海岛屿。

基于印度的这些政策，中共领导人开始认为，“在国际事务的许多重大的关键问题上，尼赫鲁经常是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基本上是对帝国主义采取‘小批评、大帮忙’的政策。”

而在当时印度的领导层，从解放大军一进藏开始，就已经意识到将对中印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

内政部长瓦拉巴伊·帕特尔在致尼赫鲁总理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关切：“历史上，我们几乎没有担心过东北边境的安全。喜马拉雅山一直是北部威胁难以逾越的屏障。友好的西藏不会给我们带来麻烦。但随着中国军队进驻西藏，中国的势力范围几乎抵达我们的家门口，可能会使印度重新处于危险的境况。”

帕特尔进一步分析道：“中国内战已经结束，而中国坚持对西藏拥有主权，这意味着印度与西藏进行的所有谈判都可能不为中国所认可。”帕特尔认为，中国人难以捉摸，自高自傲，以自我为中心。中国似乎以轻视的态度看待印度在地区、在亚洲以及在世界的地位。

真正的裂痕出现在年中印协定签署之后。在印度看来，协定解决了中印之间包括边界在内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的沉默使印度更加坚定了这种看法。

年10月23日，北京群众欢迎尼赫鲁访问中国

而周恩来总理的态度则不同。他表示，边界问题之所以没有被提及，只是因为解决的条件还不成熟。从那年起，双方开始竞相指责对方侵犯本国领土。

当时的印度虽然刚从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脱离出来没几年，但其强烈的大国主义情绪却毫无收敛。在西藏问题上，尼赫鲁设计出一个“理想边界”，将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萨姆邦作为印度的防务内线，把西藏作为“缓冲国”纳入印度的势力范围，而“麦克马洪线”正是他眼中印中边界的理想分界线。

年12月，尼赫鲁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这是印中两国总理正式交涉边界问题的第一封信，正式将中印边境问题“摆上台面”。尼赫鲁言辞强硬地提出，“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毫无疑问是印度的。

周恩来与尼赫鲁

年1月，周总理在回信中声明，“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决定的，它从未被中国任何政府承认过。

在中印两国总理用书信方式“唇枪舌战”的同时，年8月至10月，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上相继发生中印武装部队交火事件，全长公里的中印边界全线紧张。

年11月，中国最高层在杭州举行决策会议，中心议题仍是中印边界争端。

年11月7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致函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武装接触，同时建议两国总理尽快举行会谈。但尼赫鲁置若罔闻。

为了表明中方的态度，年4月19日傍晚，周恩来在外交部长陈毅的陪同下，从缅甸仰光起飞，前往印度。从19日至25日的6天时间里，周恩来与尼赫鲁进行了20多个小时的会谈，但因为印方态度强硬，始终没能取得任何有实质意义的进展。

临回国的最后一天，周恩来作出了一个轰动世界的决定：在新德里单方面召开记者招待会，让世界人民知道中国的和平态度。

4月25日晚7点30分，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早已守候在印度总统府圆柱厅。周恩来带领陈毅等人，快步由边门走进会场。

正在这时，对中国素有好感的《泰晤士报》记者韦尔娜突然闪了出来，焦急地向周恩来提醒：“有人准备不顾外交礼仪，将向中方发难，总理务必小心！”

周恩来微微点头致谢，继续前行。韦尔娜又善意地提醒说，这次记者招待会就像是“射击场”，周恩来将成为唯一的“靶子”，上千只“枪口”都瞄准了他。

周恩来坚毅地说：“新德里的子弹打不倒我。”

尽管周恩来在45分钟的记者招待会上，用自己的儒雅和机智赢得了长达7分钟的掌声，但这番努力终究没能拉回心意已决的尼赫鲁。

年11月28日，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发出战争的信号：“在这些地区（中印边境）打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这是必须的，因此我们必须为此进行准备。”

三、尼赫鲁的战略误判

1.尼赫鲁高估了中国人与他的默契程度

中印两国自建国以来就进入了“蜜月”期，从来没有或还没来得及明确地协商过边界线。尼赫鲁不愿主动向中方提出这条中国人根本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他甚至觉得没有必要跟中国人提这个要求，因为他从来都认为“麦线”就是中印边界，并深信不疑。

他在印度议会上明确地说过：“这就是我们的边界，这个事实没有变。我们坚持这条边界，我们绝不让任何人越过这条边界。”

尼赫鲁认为，如果在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明确提出边界线的话，肯定会使中国加紧对西藏的控制，并与印度发展出敌对关系，这不是他愿意看到的，结果只能是客观上搁置了争议。

这段时间，中印在国际事物中合作也远多于分歧，经常互相帮助。尼赫鲁努力与中国发展友好的国家及领导人私人关系，他与毛泽东、周恩来都有深厚的私人友谊。中国政府也同样希望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维持现状，使中国有一个平静的西南后方。

中国的反应让尼赫鲁认为中国人已经在部分地默认“麦克马洪线”。尼赫鲁的真实想法是既能团结中国实现他的国际抱负，又让中国政府逐渐默认他的领土要求。

他并不想与中国开战，但他的处理方式显然高估了中国人与他的默契程度。

2.西藏平叛打破了尼赫鲁与中国领导人的默契

年西藏武装叛乱，解放军开进西藏，武力平叛。

尼赫鲁一厢情愿地认为既然中国“拿走”了西藏，作为对印度的补偿或者安抚，中国至少应该承认他所主张的边界，以此来回报印度先前对中国的友谊和帮助。

但从“一寸河山一寸血”拼杀过来的中国人守土有责、身土不二，完全不可能理解尼赫鲁的奇特想法，更不可能满足尼赫鲁的要求。中国人在领土问题上的毫不退让使尼赫鲁产生被“背叛”了的感觉。

年3月，尼赫鲁写信给周恩来总理，用一张印度单方面画的边境地图向中国提出总共为12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要求。

年5月13日，毛泽东亲自修改了中国外交部关于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的谈话，不惜自亮底牌：“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

但是尼赫鲁的回应完全没有国际谈判的灵活，毫无商量余地，一意坚持其12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要求。

3.被选民推着往悬崖边上走

中方关于领土谈判的建议注定不会得到尼赫鲁的回应。

印度在政治上实行的是英式政党选举制。选举制对外交最大的影响是容易造成政治人物向民粹屈服。民族主义高涨的印度民众认为，尼赫鲁应该像印度古代英雄一样披荆斩棘，而不是像个生意人一样与“敌人”讨价还价，人民向来都喜欢对外强硬的政治家。

当时的执政党国大党内部左右翼斗争激烈，因为尼赫鲁的社会主义倾向，左翼如国防部长梅农、印度情报局长马立克、陆军参谋局长考尔、外交秘书德赛等比较得势，构成了尼赫鲁的核心圈子。

而右翼也有不同政见的内政部长潘特、财政部长德赛、粮食与农业部长潘特尔等人，这些人平地都要起三尺浪，边界问题更成为右翼抨击左翼的活靶子，右翼通过攻击国防部长梅农和印国防政策来达到政治斗争的目的。

当时几乎所有主要印度政党都在表达自己在西藏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很明显，越强硬、表现得越像个爱国的英雄，选票越多。

偏偏国大党的铁票仓是在印度北部，如印度毗邻西藏的北方邦。北方邦对边界问题最为敏感，叛乱后逃到印度的西藏人更加剧了他们对所谓“中国威胁”的直观感受。西藏平乱后，内地与藏区的经贸联系加强，再加上边境管理加强，北方邦与藏区的贸易大幅下降，直接影响了不少北方人的收入，因此这一地区“普遍好战”的态度也使国大党深受影响。

印度国内政治越来越主导尼赫鲁的外交行动。政治家不得不以更加强硬来迎合选民。国防部长梅农认为，在边界问题上的任何一点妥协都别想指望得到印度国内舆论的谅解。

尼赫鲁政府的政治回旋余地几乎没有了，他只能摆出比民众更强硬的姿势来处理这个问题。

4.尼赫鲁把自己逼到了墙角

在印度国内舆论的高压下，印度军警在边境地带与中国边防人员的磨擦越来越多，擦枪走火的事件变得不可避免。

年西藏平叛时，当中国军队追击叛乱分子至“麦克马洪线”时，没有停下脚步，在朗久地区遭到印军阻碍，并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

年8月25日-26日，在朗久附近，印度武装部队向驻守在马及墩的中国军队发动武装进攻，遭到中国军队快速反击，酿成“朗久事件”。

年10月20日，印度3名武装警察，侵入空喀山口以南地区，被中国军队解除武装并予以扣押。

次日，70余名印度武装警察再次汹汹而来，意图报复，向中国军队进攻，遭到反击，印方死9人，被俘7人，受伤10多人，酿成“空喀山口事件”。

这两次流血事件让中印矛盾升级，并在印度民间掀起了更大的好战舆论。

对于尼赫鲁来说，边境问题再也无法搁置，印度人不答应。

尼赫鲁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每当他觉得公众的情绪过于强烈的时候，他就屈从于公众的情绪。更有甚者，他还会反过来对那些他过去谴责过的做法，进行无保留的、甚至是热烈的鼓吹。

尼赫鲁转而开始高调谴责中国“侵略”印度，同时声称印度是军事强国，早已做好战争准备，随时准备清除“印度领土”上的中国军队。

尼赫鲁的言论逻辑正将他逼到墙角，既然政府认定是“侵略”，既然武备已齐，战之能胜，为什么不开战？因此，开战的呼声越来越高，尼赫鲁不得不发表越来越赤裸裸的、刺激中国的战争言论来安抚民众。

5.尼赫鲁的战略误判

尼赫鲁已经准备好进行一场军事冒险，他认为国际形势对印度非常有利。

当时，中国刚刚拼尽全力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了一场，与苏联的关系也跌到谷底，两大超级大国与中国都不是友好的关系。台湾蒋介石集团也在中国东南沿海不断进行军事骚扰。

特别是年9月9日正准备访美的赫鲁晓夫为了撇清与中印边界冲突的关系，不顾中国劝阻，当天发表了“塔斯社声明”，谴责中国，袒护印度。

年10月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后，“公开谴责中印边界冲突是‘可悲的’和‘愚蠢的’，使他‘遗憾’和‘痛心’”，之后更直言中国的做法是“狭隘的民族态度的表现”。

赫鲁晓夫大力加强了苏印反华同盟，军援力度翻倍，美国人更不必说，遏制中国使扶持印度的理由无比充足。

两大超级大国都支持印度，反对中国，这让尼赫鲁信心倍增。他从印度情报部门及驻华大使馆、美国情报简报也获知，中国国内一片混乱，虚弱不堪，年“大跃进”运动对国民经济伤害很大，导致至年的三年困难时期。

在尼赫鲁看来“这些问题似乎严重得足以阻止中国对外实行冒险主义”，他笃定相信印度可以实行蚕食中国领土的“前进政策”，而中国方面不会反抗。

尼赫鲁希望以此改变边界现状，造成既成事实强加于中国。

当时中印国家间曾经的亲密合作关系使中国政府选择了克制和忍让。但中方的克制反而加强了尼赫鲁对中国不会应战的预期。

尼赫鲁的亲信、情报局长马立克不断向他提供中国不会应战的信息，他自己也认为中国不可能在紧张的东部之外，在西部开辟第二战场，两面作战。

四、尼赫鲁的“前进政策”和“里窝那”计划

已经被选民逼到悬崖边上的尼赫鲁深知：前线荷枪实弹的印度军人在中国据点后修筑工事的新闻最能安抚国内的反华情绪和获得支持率。

1.尼赫鲁的“前进政策”

当周恩来开完新闻发布会、中国代表团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一位官员就说：不要指望边界会恢复平静了，印度巡逻队就要开始搜索中国占领的地区。印度巡逻队不会进攻中国阵地，但将插入中国据点之间的空白地带。

尼赫鲁认为“印度要向它所认为的中国侵占下的‘领土’上派遣军队和增建据点，以此来改变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并最终赶走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前进政策”。后来证明，正是这项前进政策，给印度带来了灾难。

前进政策有两个目标：其一，堵住中国人向前推进的路线；其二，改变阿克赛钦仅有中国军队占领的现状，使阿克赛钦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变成印度的领土，免得印度和中国在讨价还价时“空口无凭”。

前进政策在１９６０年后即开始实施，但一直到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２日的决策会议才为前进政策的实施规定了明确的目标。其中规定，在西段，印度要向印度主张线尽可能地推进，在边境地区设立哨所，阻止中国部队向前推进。

在东段和中段，印度应把哨所推进到麦克马洪全线，对整个边境地区加以有效占领。决策会议规定，执行前进政策时，应尽力避免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

藏南地区印军哨所

私下里，印度人却认为，不管印军如何向前推进，只要印度政府态度坚决，中国除了虚张声势的恫吓外，不会采取实际行动。

2.反对“前进政策”的总参谋长被撤职

印度政府决心向前推进的另一个原因是尼赫鲁政府认为，印度已经强大到足以应付中国的挑战。尼赫鲁多次向议会保证，印度军队完全有能力保卫边疆。

一名反对派议员声称，一名印度士兵就等于十名中国士兵。“为什么我们要怕他们？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他们撵出去？”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官员都那么乐观。了解军队实际情况的领导人就反对政府不顾一切地向前推进。

前陆军参谋长蒂迈雅等人就主张，印度军队在向前推进建立哨所时，应避开中国的哨所，如果在那些地区，中国人尚未立足，那么印度军队就应毫不犹豫地巡逻并建立哨所；但无论如何，部队不得对中国哨所和巡逻部队使用武力。

应该说，这种态度是审慎的。因为当时印度军队远未到达阿克赛钦，中印军队之间根本没有接触的可能，只要印度军队不同中国军队直接接触，印度向前推进并不会引起中国的反击。

陆军总部在下达前进命令的同时，又向政府发出警告，政府的前进政策，在军事上将招致严重的风险，中国方面可能作出强烈反应，原来平静的中印边界可能会沸腾起来。

但军方的警告无人理睬，政府反而指责军队办事拖拉，不执行政府的指令。后来，尼赫鲁终于找到一次机会，羞辱了反对前进政策的蒂迈雅，敢讲真话的军官受到打击，而见风使舵的军官则得到提升，到１９６１年，尼赫鲁对陆军总部进行了改组。

印军参谋局局长考尔

尼赫鲁的近亲、惯于吹牛拍马的考尔担任了陆军参谋局长，掌握了陆军的大权，并成为尼赫鲁的主要军事顾问。他坚信在任何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中，中国军队都不是印度军队的对手。

考尔甚至主张要“不时地给中国军队予以打击”，“例如，当我们发现他们的巡逻队处于战术上对我有利的地位时，就不妨来个短促突击，造成杀伤或捉拿俘虏，或两者兼而有之。”这表明印度军队已经失去理智。

3.推行“前进政策”，印军开始玩火

１９６１年１２月，印度陆军总部发出命令，东部军区应将哨所尽量靠近边界，以占领整个麦克马洪线，结果，到１９６２年上半年，印军沿麦克马洪线建立了２４个新哨所。１９６２年６月４日，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在扯冬建立了哨所。印军的哨所本来是要建立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但由于建立哨所的地方地势太高，无法攀登，不是建立哨所的理想之地，因此，印军就“理所当然”地将哨所的位置向北移动，并以麦克马洪以南数英里处的一个山口“多拉”的名字为该哨所命名。

即使根据印军自己的地图，扯冬也无可争议地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印军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对哨所的位置提出疑问，军部将他的疑问报告外交部。

外交部答复说：陆军如果还没有把印度的管辖权推进到塔格拉山顶的话，它现在可以这样做了。一个下级军官无意之中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的哨所，却被新德里理所当然地看成是印度新的疆界。

印度的行动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印度政府却狡辩说，麦克马洪的原意是沿着山脊划定边界线，因此边界线一定是沿着塔格拉山脊的。麦克马洪线的确切位置只能由印度单独决定。因此，印度政府认为，“多拉”哨所正像新德里一样，无可争议地属于印度。

如此蛮横的态度在国际政治中极为罕见。１９６２年９月９日，印度国防部召开会议，讨论把中国军队赶出“印度领土”的问题。会上，有军官提出，根据印军的地图，“多拉”哨所在中国境内。但国防部长梅农告诉他们，不要去管什么地图，把塔格拉山顶作为边界就行了。

陆军总部立即电令印军主力进驻多拉哨所，所有部队都应作好战斗准备，不应示弱。

９月２３日，英国《泰晤士报》披露了印度政府准备使用武力赶走中国军队的决定。

几天后，《印度时报》也报道说：“１０天前，印度政府作出必要时使用武力把中国的入侵者撵走的政策决定。……如果中国部队不在适当的时间内自行撤走，陆军应采取必要的步骤把中国军队从塔格拉山脊这边的印度领土上清除掉。”

4.实施“里窝那”计划，尼赫鲁引火烧身

印军这个把中国军队从所谓的印度领土清除的行动代号为“里窝那”计划。为了实施这一计划，１０月初，尼赫鲁和梅农等人紧锣密鼓地召开了一系列军事会议，宣布在东方军区下成立一个专门对付中国的第四军，陆军参谋局长考尔中将自告奋勇，成为第四军的军长。

考尔从尼赫鲁那里得到了采取“有限的进攻行动”的权力。美联社称，印度政府已经“决心在最近几天内把中国人赶出麦克马洪线”。

尼赫鲁相信，这次军事行动将很痛快，因为中国不会进行反击。陆军参谋长塔帕尔向尼赫鲁表示，他担心中国会在西段进行反击。但尼赫鲁这位政治家却宽慰他的爱将，说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不会对我们采取什么强烈的行动”。

外界评论说，尼赫鲁在玩一种危险的俄罗斯左轮枪游戏，他举起手枪向自己的脑袋扣动板机，因为他相信，枪膛里只有一粒子弹。这种赌博，以前他是玩赢了的，但不幸的是，命运之神不再关照他了。被尼赫鲁选中执行“里窝那”计划的考尔是一个“有非凡勇气和干劲的军人”，在考尔离开新德里前往边境指挥第四军的第二天，印度报纸登出大字标题，说印度“成立特种部队赶走中国军队，考尔将军亲赴东北边境特区指挥，印度陆军待命大举出击”。

中间者为考尔

但是，考尔是尼赫鲁的爱将，却不是尼赫鲁的战将，他从来没有指挥过军队，只是靠了他的吹牛拍马、拉帮结派以及与尼赫鲁沾亲带故当上了印军事实上的统帅，指望他打胜仗是不可能的。

考尔原以为一切准备就绪，印军只要稍微冲一下，中国军队就会望风而逃。印军将于１０月１０日发动进攻。

结果，中印双方在１０日发生了冲突，中国军队进行了反击，印军惨败。考尔这才如梦方醒，对第七旅旅长达尔维说：“我的天啊!你说对了，他们真的干起来了。”但印度政府并没有从这一冲突中清醒过来。它仍然认为中国不会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措施。中国的警告被视为恫吓。

１０月１１日晚，考尔回到新德里，参加尼赫鲁主持的会议，商讨最后的局势。考尔在会上对１０日冲突的经过作了一翻绘声绘色的描述，建议继续在前线固守，并说“如果有机会能过河去干它一家伙”。尽管有人主张将军队撤回，但最后还是遭到否决。

会后有记者问，政府给边境特区的部队下达了什么命令？尼赫鲁回答说：“我们的指令是要解放我们的领土。”

记者问：“什么时候？”尼赫鲁答：“我不能定个日期，这完全是陆军的事。”

当记者问会不会同中国谈判时，尼赫鲁再次保证：“只要侵略继续存在，看来就没有进行会谈的机会。”

考尔在前线威胁说，里窝那作战计划没有改变，要继续前进，不执行命令的军官将会被撤职，送交军法审判。

五、毛泽东十天十夜没想通：尼赫鲁为什么要来搞我们？

1.毛泽东不想打中印这一仗

尼赫鲁对中国的判断有一条是相当准确的，这就是：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真的是不想与印度打这一仗。

当时中国的战略重点在东部而不在西部，主要是应对美国及其支持的台湾当局的威胁，本不想树敌于印度。

但印度步步紧逼，不满足于在中印边界东段享受英国殖民当局划下“麦克马洪线”而留下的侵略成果，还要在西段再挖一块，入侵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

中印两国之间的边界，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划定过。两国长期以难以逾越的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为大致的分界，形成了传统的习惯界线。

至于中印边界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历来是从新疆入藏的重要通道，由中国管辖，有3万平方公里。新疆军区部队于年入藏时，便进驻这里。印方从年起却对此地提出领土要求。

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从战略全局着眼，一直把印度视为和平中立的力量来争取，对边界争端主张以互谅互让来解决。为此中国总理周恩来从年至年间四次访印印度，由此可见中方的诚意。

年以前，两国的主要争端不是边界问题，而是西藏问题。当时印方对中国实行的是两面政策：一方面公开发展对华关系，一方面却又秘密支持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

年春，西藏叛乱全面发生，印度领导人表示“同情”，并以高规格接纳出逃的达赖。

解放军追击向印度逃窜的叛乱武装时，接近“麦克马洪线”，在线北的朗久地区同接应叛匪出逃的印军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

接着，印方武装人员入侵新疆的空喀山口，向中国边防人员开枪，挑起了流血事件。印度政府利用西藏问题和边界冲突，在国内掀起反华浪潮。

空喀山口事件后，毛泽东的着眼点是努力避免再次发生冲突。除迅速释放被俘印方人员外，年11月初，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会议，又提出了一个建立“隔离带”的设想，即按照双方实际控制线，两国武装力量各自后撤20公里，让双方拿枪的人脱离接触，这样就打不起来。

11月7日，周恩来致函尼赫鲁，提出这一建议。但印方既不肯后撤，也不肯谈判。毛泽东要求中国单独采取后撤行动，将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使双方在中印边界脱离接触达两年多。

年1月，中方又下令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即在我方实际控制线2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对前来挑衅的入侵印军，先提出警告，劝其撤退，劝阻无效时，才依照国际惯例解除其武装，经说服后，发还武器，让其离去。

2.尼赫鲁为什么要来搞我们？

年西藏平叛结束后，解放军在西藏的驻军缩减到只有两个师，在中印边界西段还撤出了前沿哨所。当时，中国内部出现了严重经济困难，对外则同苏联的矛盾公开化，导致安全环境恶化，在西部边境便力争不出现冲突。

年开春后，新疆军区部队发现印军已入侵设立许多据点，马上报告中央。毛泽东修改确定了“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二十字方针”。

当时新疆军区边防部队不顾高寒困难，在印军各据点对面也设立了哨所，以不开火的对峙进行遏制。印方却将中方的忍让克制视为软弱可欺，不仅继续深入设点，还开枪寻衅。

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于当年夏天去边界西段视察，回来报告说，不打已难以阻止其入侵。

中印边境克节朗地区

6月间，印军在边界东段也越过“麦克马洪线”，在克节朗河边建立据点。根据军委的命令，西藏军区派出一个连，于9月8日进入当地进行武装侦察，并在择绕桥边建立哨所。当天印度政府便进行战争动员，调动步兵第7旅进驻克节朗地区。

9月中旬，择绕桥头局势日益紧张。

当时的副总参谋长杨成武曾撰文回忆，当时前沿哨所的报告电报越过层层上级，直接发到总参值班室，他接到后往往只过几分钟就向毛泽东汇报，包括印军向我军哨兵扔石头、挥舞刺刀等挑衅细节。

毛泽东听取报告后特别嘱咐，打第一枪必须经过他的批准。

前沿部队的战士纪律性很强，面对印军刺刀逼到胸前，也举起刺刀迎上去，却奉命绝不开火。

9月20日夜间，印军偷袭摸哨打响了第一枪。解放军一个代理连长牺牲，被迫进行有限还击。

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与周围的人谈话时说，想了10天10夜，总想不通尼赫鲁为什么要来搞我们。

“为什么尼赫鲁要搞我们？”这个问题，不但普通中国人难以理解，毛泽东也十分费解。

3.被尼赫鲁逼得没有退路的毛泽东

从年到年9月，印军先后在西段边境的中国领土上建立了43个入侵据点，侵占中国领土平方公里。在东段，年6月印军越过“麦线”，侵入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的克节朗河谷，在扯冬地方建立了入侵据点，企图改变“麦线”方向，以线北约11公里的拉则山（印方称“塔克拉山”）脊作为边界。

9月17日至19日，印军30余人向择绕桥头我军哨位挑衅，以刺刀、步枪、冲锋枪逼我执勤战士后撤。对峙至20日，印军终于首先开枪，打死我军干部1人，打伤战士1人，我军被迫还击。双方交火至29日。

年9月28日，拉萨各界人士四千多人举行集会声讨印军杀害我边防官兵的罪行，“坚决反对印度侵略军的武装进攻”，这是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在大会上发言。

10月8日，印军越过克节朗河，于10日进攻我军各哨所。到20日前，共打死打伤我军边防干部战士47人。

面对印度方面屡屡入侵并拒绝谈判的态度，毛泽东考虑了许多天。他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尼赫鲁认为中国的战略重点在东部沿海，在西面边境“只叫不咬”，不敢真打，从而才敢这么猖狂。

如果说尼赫鲁被选民们逼得没有了退路，而此时的毛泽东也被尼赫鲁逼得没有了退路。不打已经不行了。正如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于从中印边境回来报告的情况一样，不打已难以阻止其入侵。

然而，已经进入10月，大雪封山即将到来，适合作战的时间已剩下不多。此时的毛泽东担心的不是印度，而是站在印度身后的美国和苏联。

如果对印度进行反击，美国和苏联会不会趁机在中国的北部边境和东南沿海搞事？

而此时，一个绝佳时机出现了：美苏两国爆发了加勒比海“导弹危机”，一时无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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