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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张青仁，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国家民委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拉丁美洲社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人类学参与区域研究的

历史逻辑

摘要：在区域研究的前身“殖民地研究”兴起的过程中，产生了古典人类学。在服务于殖民秩序的同时，基督文明影响下的殖民地研究亦表现出探寻人类社会与文明的世界秩序的诉求，由此呈现人文范式的取向并形塑了古典人类学的学科特征。二战后，在美国政府的推动下，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研究。因着眼于世界版图的体系性及美国在其中的战略位置，区域研究与人类学的关系逐渐疏离。为此，人类学家们试图通过多种理论的发展，夺回区域研究中的话语权。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苏联解体、世界二元格局结束的背景下，受到后现代思潮冲击的区域研究遭遇了合法性的危机。同样遭遇后现代冲击的人类学以其对文化多样性经验的发现和文化多元主义的主张，将区域研究从合法性的危机中拯救。人类学对多元性的强调，亦避免了政治学介入下的区域研究再次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力窠臼中。当代人类学具备重构全球化时代区域研究的意义，这主要表现为：批判人类学对区域研究权力关系的批判自觉，超越本质主义的人类学对全球化与区域社会复杂图景的呈现，本体论转向下人类学以“区域社会”的本体理解全球化的现实性，进而建立新的全球化的认知体系与发展格局。关键词：人类学;区域研究;历史脉络;范式重构;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各国的落地以及新一轮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的大规模设立，区域研究(AreaStudies)在我国呈方兴未艾之势①。我国的区域研究多是由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世界史和外国语言文学等学科主导，甚少有人类学的参与②。然而，梳理区域研究的学科发展脉络可发现，无论是殖民者推动的作为区域研究前身的“殖民地研究”,还是二战期间美国学界推动的“区域研究”,人类学都是其中重要的支撑学科，在区域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关于区域研究与人类学的关系，国内外学界已经出现了一些讨论。人类学家简·盖耶(JaneGuyer)基于年之后世界格局巨变的事实，论证了作为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人类学在阐释世界复杂形势、参与世界各大区域研究等方面的可能与方向[1]。自年起，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开始力推对海外社会的民族志研究。作为“凝视世界的行动”,对国外社会的民族志研究是中国人类学表述世界的“写文化”能力的一种表现[2],并具有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产基础性知识的意义[3]。周大鸣、詹虚致从人类学区域研究的传统入手，对人类学区域研究的历史发展及其对中国与世界人类学的意义进行了阐释[4]。此外，诸如“超社会体系”[5]“环南中国海”[6]等一系列概念与讨论的兴起亦显示出中国人类学研究试图超越本土社会，参与区域研究的愿景与努力。而事实上，人类学不仅是支撑区域研究的重要学科，更与区域研究有着共生性的历史，具有赋予区域研究合法性、重构全球化时代区域研究内涵属性的意义。基于此，本文在梳理区域研究学科发展史的基础上，阐释人类学在区域研究中的角色、地位及其对区域研究学科发展史的意义。在分析人类学与区域研究共生性关系流变的同时，本文亦从人类学的学科视域出发，对全球化时代区域研究的诉求重构与路径实现进行探讨。本文不仅旨在为推动我国区域研究发展提供参考，还探讨了全球化的新路径以及如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问题。一、作为区域研究前身的“殖民地研究”与人类学的产生虽然作为学术概念的区域研究是在二战时期出现的，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区域研究可溯源至殖民时代。地理大发现后，为了掌握“新大陆”的情况，寻求满足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人力、物力资源，对新大陆的研究成为了西方殖民活动的重要组成，这可以被视为现代意义上“区域研究”的前身。年至年期间担任英属孟加拉总督的华伦·哈斯廷斯(WarrenHastings)曾表示“所有知识都对国家有用。特别是在那些我们以征服而获得治权的土地上，通过与当地居民进行深入交流而获取的知识”[7]。从今天的学科分类来看，殖民者开创的殖民地研究，涉及从生物学、医学、地理学到人类学、历史学、法律等一系列学科领域。为了更好地控制殖民地社会，需要对其人种、文化、社会制度和宗教等进行多维度的知识生产，人类学由此应运而生，并成为殖民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可以从18世纪“勘测(Survey)”一词的含义中得到佐证。当时，英国用“勘测”一词指称其对于非西方社会的知识生产。“勘测”不仅包括对大地的测量与对地貌的描绘，还涉及对殖民地居民的人类学观测以及对该地区植物、动物种类的收集、整理和对当地文物古迹的历史调研等[8]。“勘测”的内涵反映出殖民地研究驱动下人类学学科产生的历史事实，也体现出作为方法论的人类学研究在殖民地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殖民地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早期人类学的学科特征。首先，由于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当时还并没有专业的学者从事“殖民地研究”。关于殖民地的知识生产是由包括古典学家、牧师、知识分子、派驻殖民地的官员等共同参与完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早期人类学“摇椅上的人类学家”的特色现象。其次，在欧洲古典学传统的影响下，早期的殖民地研究带有一定的宗教诉求。其目的之一是在基督教的宇宙观中，探寻与解释人类社会与文明的世界秩序。这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早期人类学的人文色彩。“学科先驱们致力于通过整理和分析或业余或专业的民族志资料及神话和历史文献，呈现人类史(包括精神史、制度史和物质文化史)的总体面貌。”[9]此类研究“大都以人性(心灵)的一致性以及知识(技术)的普遍性为假定前提，在对‘人’及其‘文化身份’的把握上，偏重于‘世界性’的同一性、普遍性、类似性的阐释和表述。”[10]尽管如此，在认知殖民地社会的过程中，早期的人类学研究亦产生了通过他者认知甚至是批判自我的可能。如16世纪中叶，西班牙神父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delasCasas)先后出版了《西印度毁灭述略》(BrevísimarelacióndeladestruccióndelasIndias)[11]与《西印度史》(HistoriadelasIndias)[12],以大量的史料与观察笔记批判了殖民主义的罪恶，表达了维护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立场。米歇尔·德·蒙田(MicheldeMontaigne)在年发表的那篇颇具人类学风格的《论食人族》(OfCannibals)亦提出了这样的论点：“我们可以根据理性的原则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则，把这些人称为野蛮人，但(其实)我们各种各样的野蛮行为都超越了他们。”[13]此外，古典人类学家认为他们应该从整体上研究文化联系，以研究殖民地的方式研究殖民者本身[14]。这也意味着，早期的人类学研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作为殖民工具的初衷。虽然这种背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觉，但对消解早期殖民地研究中殖民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原罪”以及人类学的学科发展产生了正面影响。上述殖民地研究的这一特征也形塑了其所催生的人类学研究的学科特征。殖民地研究的传统深刻影响着欧洲学者区域研究的发展，荷兰、德国和英国等至今仍继承了殖民地研究的学科传统，呈现出有别于美国学界的区域研究的人文范式。即使在美国，区域研究的人文范式也曾于二战前短暂出现过。

二、二战期间“区域研究”的兴起及其与人类学的复杂纠葛

(一)二战期间区域研究的兴起及其对人类学的疏离虽然学界普遍认为美国推动的区域研究始于二战期间，但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美国学界就开始了对世界的研究。承袭于殖民地研究的人文传统，早期美国学界对世界的研究亦呈现出多学科参与的特征。无论是东方学对亚洲和中东的研究，宗教学、哲学对南亚的研究，还是考古学、历史学和人类学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研究，多学科参与下的区域研究均致力于勾勒出世界文明的类型与特征[15]。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区域研究在美国的发展轨迹。战争中的美国迫切需要关于世界各地的信息。然而，当时的美国社会与学界对欧洲以外地区的知识储备并不充分。由此，美国政府于年依托高校、学术团体和基金会，启动了包括“地区和语言”在内的多个海外区域研究的知识培训项目[16]。在大学之外，包括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CouncilofLearnedSociety,简称ACLS)、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ScienceResearchCouncil,简称SSRC)、全国研究理事会(NationalResearchCouncil,简称NRC)和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Institution)在内的学术团体组建了“民族地理学委员会”(EthnogeographicBoard),也参与到区域研究的行列中。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研究兴起于美国，固然有战争时期为美国政府的军事行动搜集情报的功能，但更深层次上凸显的是美国国力的增长及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变化。二战期间的美国已经超越了欧洲多个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帝国。美国政府试图彻底驱除欧洲殖民主义的势力，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霸权体系。在增进对世界各地认知的同时，美国政府亦试图通过开展区域研究，将其自身的政治立场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向外输出，以此扩大美国对全球社会的影响力。就此而言，区域研究的实质已转化为建立于霸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基础上的地缘政治在学术研究上的投射。现代区域研究的这一实质标志着其学术转型的发生，即旧时代殖民地研究人文范式正在衰落，区域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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