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吉拉特邦的印度人民党政府由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Modi)领导,他原是国民志愿团的宣传干事,该事件发生前几个周刚成为邦首席部长。事件发生后,他宣布2月28日为追悼日,将在古吉拉特邦最大的城市艾哈迈达巴德的街道上为死去的乘客送葬。这无异于一种不加掩饰的煽动。数千印度教教徒包围了艾哈迈达巴德以及古吉拉特邦其他城市中的穆斯林聚居区,形势剑拔弩张。而暴乱发生后,莫迪引用了牛顿第三定律:“每个作用力总有一个与之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作用力。”他的话纵容、鼓励了凶手的暴行。随后的反作用力远非大小相等。接连几天,一波又一波的暴力冲突在这个邦蔓延,一些血腥的杀戮被电视镜头记录下来。攻击者对待穆斯林妇女和儿童的暴行令人发指,暴徒们聚在一起奸淫妇女,把煤油灌进她们以及孩子们的喉咙,然后将点燃的火柴扔向他们。数百人站在一旁观看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屠杀,雀跃欢呼,这种焚烧象征为高德拉火车站被烧死乘客的报复。凶手们将受害者家庭里的男性成员拖到火烧现场,让他们眼睁睁地望着妻儿被活活烧死,然后再将他们烧死。这些暴行显然早有预谋:暴乱者拥有选民名册,因此他们能在混合社区挑出穆斯林家庭,而不会触及周围的家庭。他们还能准确无误地找出穆斯林的商铺,尽管这些店铺已经受到他们印度教商业伙伴的预警,改用了印度教名字的铺面招牌。暴徒们屠杀的形式和效率再次证明他们的暴行蓄谋已久。[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2月27日,即高德拉焚烧事件发生的那天,正是年德国国会纵火案发生的日子,希特勒以此为契机建立起纳粹党的法西斯独裁政权。]

而古吉拉特警察在冲突中扮演的角色也同样让人们感到震惊,他们对眼前发生的屠杀袖手旁观。据说在一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还是暴徒们的帮凶,比如告诉凶手当地穆斯林的住址,将逃亡的穆斯林拉回暴徒们的控制范围内。印度和国际人权组织曾对此次事件开展了大量调查。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古吉拉特警察曾受到指示不要干涉暴力活动。[许多简要的报告都得到同样的结论,如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印度国家人权委员会以及印度相关市民法庭等的报告。]“暴徒们抓住我的丈夫,用剑在他的头上砍了两下,”詹娜·谢赫(JannatSheikh),一名穆斯林主妇,在一次独立的法律调查中说。

然后他们把汽油浇到他的眼睛上,并把他活活烧死。我的小姑被剥光了衣服,然后被强奸,当时她怀里还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他们把汽油浇在她和孩子身上,并点燃火将他们烧死。我的婆婆没法爬楼梯,因此她和一个4岁的孙子留在一楼。她告诉他们拿走所有的钱和珠宝,放过孩子。他们把钱财拿走,然后还是烧死了孩子。我所在街区的少女们都被剥光衣服、强奸然后烧死。警察在现场,他们都是暴徒的帮凶。[引自报告《古吉拉特大屠杀怎样影响少数民族妇女——幸存者谈话录》,该报告收录于约翰·达亚尔编的《古吉拉特:印度教群体未说和重说的故事》,德里:媒体出版社,,第页。]

这只是众多人权组织记录的几百份目击者证词之一。几乎在每次调查中,警察都拒绝记录下证人的证词。

印度人民党的一名部长哈伦·潘迪亚(HarenPandya)是纳伦德拉·莫迪的对手。年,他答应一个调查委员会出面作证,提供古吉拉特事件中给警察的指令。然而此后不久他就被暗杀,据称是穆斯林恐怖分子所为。他被谋杀后,官方没有展开过任何调查审讯。直至年,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古吉拉特暴乱中仅有少数几个人被判谋杀罪,而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根据印度反恐法,将多名高德拉火车燃烧事件中的穆斯林关进监狱。没有一名印度教教徒根据这些法律被拘留。4年,印度人民党在大选中的失败对这种情况没有任何改善。而在印度的联邦宪法中,法律和秩序是政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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