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摘要]民国初年是中国新旧学术典范的过渡时代，不仅有“化民成俗”和“为学术而学术”两种基本取向的对立，就是从认识到表述的一系列规范，也都还在形成之中。梁漱溟缺少与同龄人一样的传统滋养，却又与新学术典范不甚相合。他不新不旧，以我为主，形成独特的风格，也引起不少的争议。从他人的批评中，常能看到他认识文化的取向和表述文化的特色。即偏向从哲学的路径观察文化，不够注意名相的历史脉络，又试图用相对通俗的“文化”去表述更为虚悬的“哲学”，这使得一些“学院派”的哲学研究者认为他的著作既不算哲学，也不够文化。他论学以“问题”为中心，善于搜集各方面材料，坚持“拿自己思想做主”，以六经注我的方式把有些“暗合”的元素落实在横切的空间和纵向的时间上，以形成一个系统的见解。但这样以“问题”为中心广泛搜集各种知识，很容易忽略所搜材料的渊源脉络。又，梁漱溟的思想辩证，表述既试图简明扼要，又较为曲折，有意让“两个以上的道理”并存于言说之中，通过观念的竞争确立自己的“正面意思”。这样蕴涵着紧张和冲突的取向，强化了梁漱溟与新学术典范的分歧，却也表现出新学术典范具有容纳另类的开放性。[关键词]梁漱溟文化与学术治学方法认识取向表述风格学术典范

五四前后是中国现代学术典范确立的时期。在林同济看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真价值、真作用”，即在于“它划出一个新时代。这时代的学术，中心目标在搜求事实，而标准方法则为经验主义”。在此典范笼罩下，很多有成就的学者都“运用着一种迫近机械式的实验派方法，先标出种种个别的、零星的以至暧昧的‘问题’（problems）而到处搜罗其所谓有关的‘事实’或‘材料’，然后再就一大堆的乱杂事实与材料而类别之，分析之，考据之，诊断之。风尚所被，居然弥漫一时”。

可以看出，林同济对于这一典范是不满意的。然而这位出身清华学校的留美学生，却非常赞赏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把它作为“杰出的例外著作”，以区分于上述治学取向。按，梁书出版后的确一时洛阳纸贵，引起广泛







































中科白癜风名医会诊
重庆白癜风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