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绍

耶稣死的时候，很多祂的门徒和敬慕祂的人，都认为祂遭到了自己的最后失败。一些人甚至认为祂一切教导和所行的神迹都根本于事无补。直到第三天，祂的门徒们才恍然大悟，耶稣的死不是事情的终结。事实上，祂的复活证明祂的死本身实际上就是祂的得胜。祂的复活让祂的门徒们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观察角度，来认识耶稣的事奉，祂的受苦与致死。因此，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的读者们也需要进入这种全新的观察角度。初期的基督教会面对着强大的罗马帝国逼迫，导致很多基督徒就开始把目前的这种情形看作是一种失败。但是，约翰却鼓励他最初的读者们，要在耶稣已经成就的复活得胜中，找到根本的安慰与信心。他尽力要使他们明白，即使他们为主殉道而死，对于他们来说，这也绝不会是他们人生的终结。最终耶稣要完全成就祂的国度，每一位曾经活过的信徒都要在这国度的得胜中有份。

这是我们《启示录》系列课程的第一课，启示录有时也被称为天启，或约翰领受的天启。我们给这一课定的标题是启示录的背景。在这一课我们要看到，启示录的前后脉络和背景能帮助我们明白它原本的含义，把它的信息应用到当代世界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

关于启示录的背景这一课要分成三部分。第一，我们要探索启示录的历史背景。第二，我们要讨论它的神学背景。第三，我们要思想它的文学背景。让我们从启示录的历史背景开始。

二、历史背景

启示录这卷书自从成书以来，一直令相信的和不信的人着迷。但不同的解释者对这卷书的象征和异象有着非常不同的理解。奇怪的动物、宇宙的争战，灾难和审判––—某些解释者认为这些意像如此混乱，以致他们对理解这部分的《圣经》完全失去了指望。但是，事实上，这些混乱的很大一部分，是出于我们对启示录历史背景不熟悉而导致的。所以，为了学会如何正确解释和应用启示录，学习它的历史会对我们有所帮助。

我们要看启示录历史背景的三个基本方面。它的作者，它的写作日期，还有它原本的读者。让我们从启示录的作者开始。

作者

我们要从两方面来探索启示录这卷书的作者这个问题。第一，我们要看传统把这卷书归于使徒约翰的看法是可靠的。第二，我们要探索约翰写启示录时所在的地点和经历。让我们首先来看使徒约翰写了启示录的传统观点。

使徒约翰

启示录的作者用「约翰」这个相当普遍的名字来表明自己的身份。他在启示录1章1，4和9节，22章8节提到他的名字。但他没有具体表明自己就是使徒约翰。他的确提到他忠心事奉耶稣，为上帝的国度受苦。从这卷书显然可以看到他是一位先知。但这些总体的细节并不足以证明写启示录的这个人就是使徒约翰。

即使如此，我们至少仍有两个充分理由证实使徒约翰写了这卷书的传统观点。其中一样，就是有很多可靠的早期见证人证明他就是作者。

早在主后二世纪的时候，像殉道者游斯丁，爱任纽和亚历山大的格利免这些教父们就指出约翰是启示录的作者。游斯丁在他写的《与推芬的对话》81章中如此宣称。游斯丁的见证特别有价值，因为他在主后二世纪初期的时候生活在以弗所，生活在曾亲身认识约翰的人当中。

爱任纽在他的《反异端》卷4，18章11段中提到约翰是作者。他的见证对人也很有帮助，因为爱任纽是坡旅甲的门徒，而坡旅甲又是使徒约翰的门徒。结果就是，爱任纽身处更有利的位置，可以知道约翰实际写了哪些作品。

最后，亚历山大的格利免在他的著作《那要得救的富人是谁？》当中的42段，看来是认定约翰就是启示录的作者。

支持使徒约翰写了启示录的这种传统观点的第二个理由，就是启示录的词汇。启示录的词汇和约翰其他作品的词汇之间具有很多明显的相似之处。为节约时间的缘故，我们只提两点。

第一，在新约《圣经》之内，只有启示录19章13节和约翰福音1章1和14节把基督称为「道」或「logos」，类似的用语也出现在约翰一书1章1节。

第二，耶稣在启示录22章17节「口渴的人也当来」，在新约《圣经》中只有一处与它对应的地方，就是约翰福音7章37节，「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虽然有这些有力的论证，支持使徒约翰就是启示录的作者，但是，早在第三世纪就有批评家对他的作者身份提出质疑。例如，第三世纪的主教，亚历山大的狄尼修指出，启示录的作者说自己是约翰，而约翰福音和约翰书信的作者从未告诉我们他的名字。狄尼修也要人注意启示录和约翰其他著作之间的其他不同之处，如它们不同的文学风格和希腊文用法。直到今天还有一些评判学者提出类似的反对意见。

其实，对于一位作者可能写出看似不同的作品，这本该有合理的解释。例如，约翰可能把他的名字附在这篇作品上，目的让人可以确定它是来自一个有权威的来源。或者他表明自己的名字，因为他受基督亲自差派，要把这卷书传递给七家具体的教会。只是因为约翰没有在一些作品中表明自己的名字，只凭这一点并不能成为一个理由，下结论说他绝不会在任何作品中列出他自己的名字。

另外，启示录和约翰其他作品之间风格上的差异，也是可以容易得以解释说明的。约翰在启示录记载的异象与他在耶稣地上事奉期间领受的启示是非常不一样。

另外，启示录和约翰其他的《圣经》作品不同，是以启示灾难文学的风格写成，这很有可能使他的文学风格和希腊文的用法上产生许多差异。这些差异也可能是出于约翰写作的不同目的，甚至出于他与他不同的原本读者之间的不同关系。

总结来说，支持约翰是作者的证据明显多于反对的证据。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在这些课程中要坚持传统的观点，就是启示录是由使徒约翰所写。

在说明了使徒约翰是启示录的作者之后，让给我们来看约翰写启示录时他身处的地点和经历。

地点和经历

根据启示录1章9节，约翰是在拔摩岛上写启示录这卷书，此小岛位于以弗所西南大约六十五公里远的爱琴海上。拔摩岛是一个岩石重叠和荒芜的地方，实际上没有树木。它的艰苦环境让它成为一个很合适的地方，用来惩罚那些被看作是威胁罗马帝国民事秩序的公众人物。启示录1章9节强有力地暗示约翰被流放到了拔摩岛上。

约翰在忍受这些严酷光景时，从基督那里得到了几个异象。启示录就是约翰对这些异象的记录和解释。

请听约翰在启示录1章10和11节的陈述：

在这里，以及在如启示录21章5节的其他经文里，约翰清楚表明他是顺服从上帝而来的这命令写作。上帝要给他看到一个异象，约翰要把这个异象记载下来，把它写给在亚西亚的这七家教会。

认识到启示录是出于上帝赐给约翰的一个超自然异象，这就让一些解经家忽视约翰身为这卷书作者的重要性。毕竟，如果它只是对异象的记载，那么它的作者是谁，又有什么关系呢？约翰能有什么样的贡献吗？

可能除了第2和第3章中的书信之外，上帝向约翰启示了异象，而不是启示了他实际要写下来的话语。一般来说，约翰使用自己的话写下他看见的异象。所以在这方面，启示录很像约翰福音。

首先，约翰观察耶稣生平的事件，后来他在他的福音书中记载了这些事件，所用的方式是为了满足他读者具体的需要。约翰以同样的方式，观察他在启示录中记载的异象，然后写下他的这卷书，真实记录了他的经历。正如我们即将要在这些课程中看到的那样，约翰在启示录中按照满足他原本读者需要的方式，选择和安排材料。

和其余的《圣经》书卷一样，启示录是上帝默示的。圣灵监督约翰的工作，使他所写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真实和具有权柄的。但是，正如我们在贯穿这些课程中看到的那样，约翰仍然是一个主动、有思想的作者。可能除了第2和第3章中的书信之外，约翰并没有从耶稣那里领受逐字逐句的口授。他有责任把回想起他所见的异象，加以理解，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

我们已经看了约翰写启示录时身处的地点和经历，现在让我们来看他写启示录时的时间。

时间

福音派的解经家一般会认定启示录成书两个可能时间中的其中一个：不是在较早的罗马皇帝尼禄时期，就是在较晚的罗马皇帝多米田时期。我们要来看这两个时间，首先是尼禄的时期。

尼禄

罗马皇帝尼禄作王的时间是从主后54到68年，支持启示录写作时间是在尼禄时期的历史学家，倾向把这时间放在他统治的后期。在尼禄的早期，富有才干的顾问对他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但随着时间过去，他的统治急剧堕落。尼禄臭名昭著在于他把主后64年的罗马大火嫁祸于基督徒，使用这种指控作为大批逼迫罗马信徒的借口。

把启示录的成书时间定在尼禄统治后期的论证，建立在至少三方面的咨询之上。第一个主要的证据是约翰所指的七位王。

在启示录17章，约翰描述了一只有七头十角的朱红色的兽。在9到11节，他说这七头代表七位王。大多数的解经家同意这七位王是罗马皇帝。尤利乌斯凯撒有时被算作是罗马的第一位皇帝。接续他的是奥古斯都，提比里乌斯，卡里古拉，克劳狄乌斯，尼禄和加尔巴。实际上，我们在启示录17章10节发现这个细节，就是当约翰领受他的异象，写下启示录时，罗马的第六位王在位。所指的这一点让许多解经家得出结论，认为约翰的启示录是在尼禄作王期间写成的。

支持约翰在尼禄作王期间写下启示录的第二个主要论据，出自约翰对犹太人圣殿的提法。具体来说，约翰在启示录11章提到圣殿，一些学者把这解释为，是表明启示录成书时，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圣殿还在。但是，历史记载耶路撒冷的圣殿在主后70年被毁，就是尼禄统治结束的两年之后。所以，如果在启示录成书的时候圣殿仍在，那么极有可能的是，启示录写成于尼禄统治的期间。

把时间指向尼禄时期的第三个因素，就是约翰是在一段的时期中写作的。启示录经常提到这个事实，就是约翰的读者在受苦。我们可以在启示录1章9节，2章9，10和13节，6章9节，20章4节看到这一点。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尼禄以推动逼迫基督徒而臭名昭著，他不是唯一这样做的罗马皇帝，但他是第一位明目张胆这样做的，即使他的逼迫一般来说只是局限于罗马的周边地区。

虽然没有具体的历史证据表明，在尼禄之下的逼迫扩展到了罗马以外，波及帝国的其它部分，但是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也可以被看作是支持启示录成书的时间是在尼禄的统治时期。

但是，虽然认定这时间是在尼禄统治时期的论证有一些道理，但却不能完全说服人。实际上，已经有人提出一些针对这些论据的反对意见。

首先，尤利乌斯?凯撒实际并不是一位皇帝，他的继任人奥古斯都是第一位宣称拥有这称号的人。这样尤利乌斯?凯撒可能就不是启示录17章9到11节提到的那七位王中的第一个。

第二，正如我们已经看见的那样，启示录11章提到了圣殿。但是在启示录11章1和2节约翰被告知，这殿除了外院，都要被保护起来不给外邦人进入。与这形成对比的是，在马太福音24章1和2节，耶稣已经亲自预言耶路撒冷的圣殿要被外邦人摧毁。所以，很难肯定启示录11章指的是在主后70年被毁的圣殿。

第三，虽然有可能尼禄的逼迫传到了小亚细亚，但却没有历史证据表明这实际发生了，所以很难把约翰关于基督徒受逼迫的描写直接与尼禄联系起来。因为有像这样的一些难题，多数的福音派选择相信启示录有更晚的成书时间。

我们现在已经看了尼禄时期成书时间的论证，让我们来看认为约翰在多米田统治期间写下启示录的证据。

多米田

支持启示录成书时间较晚的学者，倾向把这时间放在罗马皇帝多米田统治时期，他在主后81年至96年作王。至少可以举出四个因素，支持启示录的这成书时间。

首先，几位初期教父表明这卷书是成书于这段时间。例如，初期教父爱任纽在他的著作《反异端》卷5，30章，3段中记载说，启示录是「多米田统治即将结束时」写成。之前在这一课我们提到爱任纽是坡旅甲的门徒，而坡旅甲又是使徒约翰的门徒。所以我们很有理由相信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证。

这个日期也与二世纪初一些教父，如亚历山大的格利免的见证吻合，格利免暗示说在多米田死的时候，约翰被释放结束流放被掳的生涯。

支持成书时间是在多米田统治期间的第二个因素，就是一些解经家用来支持成书时间是在尼禄统治时间同样所指到的七位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约翰在启示录17章9到11节解释说，那朱红色兽的七头是七位王。支持成书时间是在多米田统治期间的人论证说，所有七位王都被描述成是严厉逼迫教会的人。所以他们不是把所有罗马皇帝计算在内，而是只算那些以明显方式逼迫教会的皇帝。

按此计算，卡里古拉是那第一位皇帝，他从主后37年到41年作王，第二位是克劳狄乌斯，从主后41年到54年作王。尼禄是第三位，从主后54年到68年作王。接在尼禄之后的三位较不重要的皇帝忽略不计，因为他们没有明显参与对教会的逼迫。第四位逼迫教会的皇帝是韦斯帕西安，此人在主后69年到79年之间作王。第五位是提多，他在主后79年到81年间统治。第六位，启示录可能就是在他统治期间写成的，是多米田，他从主后81年到96年间作王。

指向多米田统治期间启示录成书的第三个因素，就是对基督徒的逼迫。

根据许多历史学家的看法，多米田比任何以前的皇帝更广泛地在罗马之外的地方逼迫教会。例如，罗马的格利免在主后96年写信给哥林多人，讲到临到他们身上的突然和反复临到的灾难与不幸。这些「灾难与不幸」表明了在多米田统治期间更系统化的逼迫。据记载多米田惧怕基督降临，有记载说他甚至处决了他自己的表弟，罗马执政官弗拉维乌斯?克勒蒙斯，因为弗拉维乌斯是一位基督徒。

表明多米田期间成书的第四个原因，就是多米田要求人崇拜皇帝。

崇拜皇帝的主题在启示录几个部分中出现。例如启示录17章9到11节代表那七王的兽，也在启示录13，14和16章要求人来拜它。这个主题可能表明，启示录是在罗马皇帝要求基督徒拜他的时期成书的。

没有证据表明尼禄要求人来拜他。但是多米田清楚地提出这样的要求。每当基督徒拒绝承认他宣告自己是「神和主」时，就遭遇他的虐待。多米田所有的书信都用这句话起头，「我们的主和神下令」。他要求他的臣民以同样的方式称呼他。他也把他自己的黄金和白银雕像放置在供奉罗马诸神的殿中。

但是认为约翰是在多米田期间写书的观点也有它的弱点。例如约翰从未说过17章中的七王是大大逼迫教会的人，而且他从未提到耶路撒冷实体的圣殿在主后70年被毁的事，而这是到了多米田统治期间已经发生的事。

的确，我们无法完全确定地指出使徒约翰写作启示录的精确时间，但看起来支持这是写于多米田统治期间的观点得到更多支持。支持这种观点的解经家通常认为这时间是在主后95年前后，在多米田人生即将结束的时候，就在约翰从拔摩岛得释放之前。

在这几课中，我们的解释里没有一样是依赖和建构在启示录精确成书的时间之上的，我们倒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