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品

谢绝转载

一、父亲

很少有人像我那样思念自己的父亲，尽管我们只在一起生活了三年，那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情。

记忆中的父亲是一张和一个漂亮女人合影的照片，照片用黑色的镜框挂在我爷爷家书房白色的墙壁上，是黑白照。照片中父亲型脸瘦削，并不英俊，那个漂亮的女人就是我严厉的母亲。

记忆中的父亲是一卷从东北寄来的画报，当然，那一定是我母亲吩咐他寄的，他对我母亲言听计从。那时候的儿童读物真好，也真少，每月一本来自远方的图书就成了我的盼望。

记忆中的父亲是我的骄傲，因为我的父母都是革命军人。在一次PK（那时候不这么说）爸爸的比赛中我赢了——我的对手说他和他爸爸参加过抗美援朝，我就说我和我爸爸参加过抗日战争；他说他和他爸爸也参加过抗日战争，我就说我和我爸爸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他说他和他爸爸也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我就说我和我爸爸参加过秋收起义……于是，我就赢了。那一年我才八岁，小学一年级，我们俩说的话没人不信。

“华山，我们接爸爸去呵？”姐姐京京兴高采烈地对我说。我木然，有点不相信照片上的父亲怎么会变成活生生的人。

姐姐带我去长途汽车站。一路上都有人向我们打招呼：“京京，你去哪里？这是你弟弟呀？蛮赞（漂亮）！”赣州市不大，所有人都认识我姐姐，她太漂亮了！可当时的人不会这么直接夸人，特别是那些年轻的男人，我就成了被夸的对象——他们在夸我时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姐姐，让我很不舒服。“我去接我家搜搜（叔叔）。”姐姐说。她叫我爸爸叔叔，因为她和我同一个太爷。赣州人说客家话，又与广东梅县的客家话不同。纯粹的赣州话在采茶戏里才能听得到，有点油腔滑调。可赣州女人说话很好听，我姐姐更是不说先笑，笑声比脸蛋更甜美。那时候我就想：“我长大要能娶京京做老婆就好了。”姐姐比我大十一岁，已经有了个比她大九岁的老公，是个会直接夸女人漂亮的男人，当年会夸女人的男人真不多。

那时候赣州的古城墙保留得还算完整，有东西南北和涌金、建春六个城门，长途汽车站在东门，不大，来往的旅客也不多。那时候没有手机，连私人座机电话也没有，全靠电报、书信。于是邮票、信封、明信片、钢笔字和重要的信件就成为一大收藏。父亲从长春出发就用书信向爷爷报告了行程：从长春到北京、从北京到韶关，从韶关到赣州加起来大致要七天，那时候没有联程票。爸爸把每辆车的时间和车次都计算好了，我们站在韶关方向的旅客出站口等就不会错。那时候的火车好像不晚点，汽车也一样。所以在领任务时姐姐对奶奶说：“我咋不认识叔叔？”她十二岁那年见过我父母，那年我才七个月，被留在老家赣州给奶奶带。姐姐不但漂亮，也是我们家众多姑表姐妹中最聪明的，可是旅客一出来她就懵了，看哪个都像我父亲。“叔叔，叔叔！”她追着人喊。我却对一个坐在椅子上看报纸的男人发生了兴趣，走过去怯生生地问：“叔叔，你是……？”只听姐姐在我身后像发现了非洲河马那样尖叫：“叔——叔——！”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父亲，（以前见过也记不得），一个不会笑长得也不英俊的瘦高男人，左眼皮上有一块小小的疮疤——他说是小时候得了眼病没钱治，听人说点上公鸡血就能好，于是就留下了这个记号。父亲抱起我问：“山山，你是怎么认出爸爸的？”我说：“不知道。”我当时发现他的腿在报纸底下不停地抖，有点怪。我不知道这是人着急时经常会出现的动作，即使是喜怒不形于色的父亲。

这时父亲对我说了一句奇怪的话：“这孩子，天生间谍！”

二、身份不明的人

我也许真是天生的间谍。

有一天朋友带我去见长春市团市委邵书记，我一见到他就说：“咱们俩见过。”对方说；“不可能。”我们一攀谈，一个是南方人，一个是东北人，（我后来跟父亲来了长春，就算是东北人），怎么可能认识？我说：“有一年，你带着两个女大学生坐船过松花江，你手里拿着一部海鸥牌照相机，我就猜，这两个女生和你可能是什么关系。”对方拍着额头笑道：“一个是我妹妹，一个是我女朋友——我现在的媳妇。我们那次是去吉林市，坐渡船去江南公园。天哪，你真神了，可以当间谍！”

那次在接爸爸回家的路上，我偷偷问京京：“姐，什么是间谍？”她摇摇头：“不晓得。”后来她问过她老公后告诉我：“我知道什么是间谍了，间谍就是特务，就是坏人。”我真难过，比考试作弊被老师当众揭穿都难过。我看过电影《国庆十点钟》和京戏《南海长城》，知道狗特务有多坏，我不明白爸爸为什么这么说他的儿子。

我爷爷家就在赣州市文清路上，文清路是连接北门和南门的一条大马路，这座古城的中轴线。站在家门口我看到过耍龙灯、踩高桡、扮故事-——我姑家的两个表姐被化了妆绑在竹杆上表演古代人物、支持古巴和反帝大游行、最热天全城人都在马路上铺上门板、凉席睡觉……爷爷家的房子是带马头墙小灰瓦的徽派建筑，四水流堂，三进的庭院，是洋务运动时期留下的。我太爷是清末瀚林，曾经在外边和洋人做生意。解放后爷爷把我家的房子一次次交公，我看到他在黑色的门柱上用白漆一次次写着“自留”，自留的范围越来越小，后来只剩下这一进门西边的三间房，要不是奶奶说：“我儿子就快调回赣州了，他可是共产党的干部！我两个哥哥都是红军，死在了战场上！”这三间房子也保不不住。爷爷说：“住这么大房子也没用。”他说话时和我爸爸一样面无表情，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这么想的。爷爷是清末最后一班举子，废除科举制度后被保送到美国人办的清华学堂念书，因家道中落肄业回乡教书，后来的赣州市长都是他的学生。可他从不求人，这也许就是他的师道尊严。

我爷爷有三个儿子，爸爸行二。据爸爸讲，我大爷曾在南京的银行工作，得了肺病要回家治病爷爷不同意，就死在了外边。为此，爸爸有点记恨爷爷。我大爷给爸爸唯一的纪念物就是一支桔黄色的钢笔，是爸爸穿越火线都没丢的东西，后来被我拿到外面玩弄丢了，爸爸盛怒，让我半夜三更敲开同学家的门找钢笔，我这才发现他们全家都光屁股睡觉，也不避讳我这孩子。从此这个同学就和我结了怨。我叔叔在解放前就去了台湾，投奔一个叫方天的人，也是我爷爷的学生。此人毕业于黄埔军校，曾任国民党江西省主席，中将，国防部参谋次长。后来我叔叔求人辗转香港给爸爸捎来了一封信，经我公安侦察发现来自台湾，就导致了爸爸被牵连，这是后话。

我爸爸的身世一直扑朔迷离，大致有以下版本:

一、国民党密码专家，共产党卧底，渡江战役带着重要机密穿越火线回到解放区，对新中国的建立有重大贡献——这是我奶奶说的，她把这个故事讲满了一条街，保住了我们家三间房。

二、国民党密码专家，共产党卧底，渡江战役带着重要机密穿越火线回到解放区。可他的“联络人”在一次空袭中牺牲了，他就成了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这是我妈妈说的，她经常抱怨爸爸在政治上不清不楚，让她一直入不了党。

三、国民党密码专家，起义投诚人员，渡江战役带着重要机密穿越火线回到解放区。他成了一个被监视使用的刑侦技术人员——这是刘政委说的，他曾想为我爸爸正名，可我国过去的档案就是管得好，即使平反了原文件也放在档案里；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不知道公安部有个秘密档案库，里面有他当年的“自首信”，就成了后来整他的证据。

四、国民党特务，渡江战役带着假机密穿越火线来到解放区。名为投诚，实为派遣，他多年潜伏在我公安的要害部门，为台湾输送了大量情报，那封香港来信就是证据……这是后来揪斗爸爸时造反派给出的罪名。

五、民国时期南京高等师范学院数学专业三年级学生，曾拿过全国数学竞赛第一名，被学校安排研发“密码机”。渡江战役打响的前一天他接到命令，要他秘密转移，稀里糊涂就被送上了船，一上岸才发现是江北解放区。解放军一看他带的东西有用，人也留下吧，先被安排在了“四野”，就认识了我母亲；后来转业进了吉林省公安厅，后来就有了我——这是爸爸跟我说的。

记得在我们离开赣州的头一天晚上，在爷爷小小的书房里，我爸爸向他爸爸告别，奶奶抱着我在一边抹眼泪。

“山雨欲来，这时候你带山山回东北好吗?”这是爷爷低沉而又沙哑的声音。他那年已经七十岁，患有严重的肝病，妈妈担心他会不久人世，才让爸爸把我接回东北。

“您放心，肃反和反右我都过去了，以后也不会再有什么政治运动了。”爸爸说。

爷爷在眼镜下边看了爸爸一眼，意思是：“幼稚！”爸爸就不敢往下说了，爷爷在爸爸面前仍然威严。

“山山七个月就跟着我，一直带到这么大，我怕他不习惯，也怕他妈妈不喜欢他。”奶奶说。

“他妈妈想他都快要疯了！”爸爸有点急。

奶奶问：“山山，你愿意回东北吗?”见我不说话，抹泪道：“这个没良心的，就想要那个玩具。”

我当时正凝视着墙上那个漂亮女人——妈妈的照片，我在想：“我可不能让她这么想我，可如果我走后奶奶也这么想我该怎么办呢？”

三、手枪

奶奶说的那个玩具是一把白色的塑料水枪，我拉着她的手在赣州公园北门第一百货公司二楼的玩具柜台前转过好几次，她就是下不了决心。

“四块钱？够我们家吃一个礼拜的，不买，不买。”每次奶奶都等我在手里把那把小水枪摆弄够了才说出这句话，回家的路上她还会自言自语：“嗨，赚那么多钱干啥？给儿子买个玩具都舍不得。”奶奶说的是我爸爸，他每月工资一百多块，相当于一般干部工资的两倍，那时候的物价每月10块钱就能养活一口人。我爸爸过得简朴，能走路就不坐车，能自己做的东西就不在外边买，每个月都给老家寄20块钱，说是孝敬老人，也是我的生活费。奶奶让爷爷写信说我看上了一把玩具枪，爸爸回信说：“姆姆，（婶婶的意思，奶奶不是爸爸的亲妈），四块钱够我们家吃一个礼拜的，不能太惯孩子。”

“哪天我给你做把木头手枪，好不好？”我把爸爸拉到玩具柜台前时他这么对我说。我看出他有点犹豫。奶奶曾再三嘱咐他：“孩子都要跟你走了，别让他一路都不开心！”可爸爸还是对营业员说：“就是上海货也不能这么贵吧？四块钱，够吃一个月的！”

那把乳白色的小水枪终于放在了我手里，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那么喜欢它。可我看见爸爸一直在皱眉头，他大概在计算着这四块钱如果不买菜能顶多少路费吧？他每个月买菜也用不上四块钱，苞米和青菜都自己种，那时候从韶关到赣州的长途汽车票也不过四块钱。

“山山，你知道这是什么手枪吗？”那把小水枪还是吸引了爸爸。

“不知道。”

爸爸摆弄着小水枪：“这是把54式，57年苏联援助中国的军工项目。它的射程不错，有效距离在50米以内，穿透力、准确性和安全性都很好。当然，这个你不懂。”他遗憾道：“现在我们和苏联不那么好了，他们撤走了专家，这种手枪完全国产后质量也就不那么好了。”

我问：“爸爸，还有什么手枪？”

“手枪的类型很多，主要分左轮手枪、半自动手枪和冲锋手枪。”爸爸还很在行。

我们说话的时候营业员们也凑过来听，有人说：“我们这里也有左轮枪。”

爸爸对大家说：“左轮枪是一种多发装填的非自动枪械，有长枪也有短枪，你们常见的是短枪，也就是左轮手枪。左轮枪是美国人塞缪尔?柯尔特在年发明的，它有一个转轮式弹仓，可装五到七发子弹，转动转轮就能连打连发。它曾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火器，因为此前的手枪得一颗一颗装弹，叫‘后膛枪’；再早的手枪还得用钎子装火药，用打火绳打火，叫‘前膛枪’。（众人笑）。但由于左轮枪的射速低、装弹慢且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的地位就被自动手枪所取代。抗日战争中日本人主要使的是大正十四年式手枪，由南部麒次郎设计，俗称‘王八盒子’。装弹八发，有效射程60米。中国军队主要使用的是毛瑟战斗手枪，也就是德国造的‘盒子炮’，由菲德勒三兄弟设计，它还被称作：驳壳枪、自来得、快慢机、匣子枪、大镜面。它在自动状态下堪比冲锋枪，虽然单手射程只有50米，安装枪托后有效射程可达米，所有手枪都望尘莫及。”爸爸边说边比划，闭上一只眼睛做着射击动作，打完一颗子弹还向“冒烟的枪管”吹一声口哨，真是潇洒之极！

营业员和围上来的顾客们哪里听过这个？都鼓起掌来。有人问：“叔叔是退伍军人吗？”爸爸当时穿着一身洗得退了色的蓝色中山装，没穿公安服，太遗憾了！那时候中国的警察和军人一样，都穿绿军装，很难区分。爸爸在众人羡慕的眼光下交了钱，把小水枪放到我手里，说：“谢谢哥哥姐姐，咱们走吧。”我说：“谢谢哥哥姐姐。”回家的时候中山路上的标准钟上的喇叭正播着《游击队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这首歌一定是猫着腰唱的，要不然不会这么有弹性；我们也就做着戏剧舞台上进两步退一步的动作，旁若无人惹得路人笑。

那是一个暑假，我办了转学手续等着和父亲回东北，这把小水枪就成了我全天的陪伴，吃饭睡觉都不离。其实我已经不把它当玩具枪了，爸爸说过，手枪不一定打子弹，还可能打气体或液体，比如有一种叫“芥子气”的东西就可以装到一种特制的手枪里，射到人的皮肤上开始不会有什么感觉，很快就会中毒、溃烂、致死。外国间谍还常用毒气枪，喷到人脸上就会昏迷，但持枪者事必须先做好防护，比如：服用解毒药。打子弹的武器也不一定像枪，像口红枪、钢笔枪、手套枪、雨伞枪、手杖枪……我在国产反特电影里就看过。“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杀伤性武器，比如一根棍子、一只铁钉、一根绳子、甚至两只手。”爸爸说。我对同学们吹牛说爸爸参加过那么多战争看来没错，但一想到他说的东西我就有点害怕。但如果子弹能绕着走我肯定是最勇敢的战士，如果那样我希望现在就爆发战争。

爸爸在赣州呆了一个星期就走了。这期间他拜访了他年青时代的同学和朋友，他们好像都住在一个个老旧的院子里，每次见面好像都是在晚上，他们谈话的内容好像都高度一致。“我们多少年没见了？”、“至少有二十年了。”、“某某人还在吗？”、“不晓得，听说去了台湾。”、“那某某人呢？”、“嗨，可能不在人世了”……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赣州是个特殊的地方。江西瑞金是“苏维埃革命政权”的首都，离赣州只有公里，红军六打赣州城却拿不下，可见当年红军实力之弱，赣州城防之坚。蒋经国在赣州呆了四年，在赣县建立过虎岗训练营，培养了大量的“革命干部”，其中就不乏“特工”。他们后来成了蒋介石退守台湾的中坚力量——这是我爸爸这个年龄的人经常提及的，可同样的赣州在我奶奶嘴里却是另一回事，她自豪地说：“我两个哥哥都当红军死在了战场上，我也是烈属呢。我听说当时赣南各县的人口只有万，就有33万人参加了红军，60万人支援前线；中央红军里赣南战士占以半以上，在长征路上，每一公里就会倒下一个赣南人。”

长辈们讲的事情总是扑朔迷离又自相矛盾，包括国事和家事。后来我才搞清楚爸爸和奶奶说的是两个时间和两个地方，两个时间：赣南闹红军的时候奶奶才十几岁，爸爸才几岁；两个地方：红军的“苏区”在赣南、闽西的贫困的山区，他们始终没攻进文明富裕的赣州城。

有一件事我记得有点模糊，就是爸爸带我去谢过一个叫“郭玛大”的修女，她曾住在我家的老房子里，我们都叫她“郭姑姑”，是个没结过婚的中年妇女。此人会用放血的方法给小孩治病，也不知道她给没给我放过血，我为什么要谢她。赣州的天主教堂在郁孤台对面，郁孤台是一个宋代古楼，赣州一景。爸爸让我在教堂门前玩，他和郭姑姑在草地上说话。他们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懂，肯定不是赣州话，也不是英语——我跟爷爷学过英语歌，我看出爸爸当时的表情很阴郁。

“山山，如果有一天爸爸突然失踪了，你会怎么样？”在一个月黑星稀的夜晚，走在一条我曾经追赶过四脚蛇并让它丢下尾巴逃跑的小路上，爸爸停下来弯着腰问我，月亮挂在他的背后上，他的脸是一个剪影，看不出一点表情。

我打了个寒战，手里紧紧攥着那把小手枪：“那、那你要去哪儿？”我看见路两边的池塘里长满了浮萍，在月光下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草地，成为逃跑的陷阱。

爸爸知道把我吓到了，弯下腰来摸摸我的头说：“我不会轻易离开你的。”

我警惕道：“那你为什么还要带我去东北？”

爸爸深深地叹了口气：“山山，我想让你照顾你弟弟，和你母亲。”

四、穿越中国

我和父亲踏上了去东北的路。

我有点后悔，临行那个晚上我问奶奶：“奶，我不走可以吗？”她说：“你总得跟你父母在一起哇！”说着搂着我哭了起来。我又问京京：“姐，我不回东北可以吗？”她嘻嘻笑道：“你可以藏我家哇。”姐姐的新家收拾得可干净了，她结婚的头一个晚上奶奶哭了起来，说：“你姐姐嫁人了，成了人家的人了。”姐姐就把我带上了她的床。她家的床头柜上有一个石膏做的彩色新疆舞蹈娃娃，娃娃腰间放了个弹簧，一拔楞脑袋身上就会动，很像新疆人跳舞晃脖子的样子。奶奶见姐姐给我出主意赶紧说：“这可不敢。”姐姐伸了伸舌头。我爷爷家有许多神秘的地方，比如柴房，据说有狐仙，我从来都不敢去。比如大姑家，大姑家五个姐姐都对我好，如果藏起来一两天爷爷奶奶都不会生气——这得和奶奶串通好了，要不会吓着他们。爷爷就会对爸爸说：“山山不想跟你回去，你就别勉强他了吧。”爸爸也只能无功而返。可我还是跟爸爸上了路，就因为他那句：“山山，我想让你照顾你弟弟，和你母亲。”还有，我想坐火车。

我一出生就跟火车有缘。

我七个月那年和父母第一次回老家赣州，那时候京广线还没通，须在武汉换渡轮，路上要走一周。我一路都不哭，邻座的乘客都说我是专为火车生的。就是那一次我爷爷看我一眼就对我爸妈说：“把孙子给我留下，你们回去好好干工作吧。”连我那么厉害的妈妈都只能听命。

我第二次坐火车是在五岁那年，奶奶送我去东北——她总是把长春当东北，因为爸爸说我妈妈想我都快疯了。我唯一记得的是一觉醒来发现身边有一把宝剑，朱红色剑鞘上刻着龙还镶了一个小圆镜子，真漂亮。我问奶奶哪儿来的，她说：“毛主席给你送来的哇。”我遗憾地想：“毛主席来了我都不知道！”后来的事情我就记不得了。奶奶说我回东北后整天闹病，爸爸妈妈只好让她再把我带回赣州，第二年妈妈就给我添了个小弟弟。

我第三次坐火车就是八岁那年跟爸爸回东北。一上长途汽车爸爸就对我说：“山山，这次是你一个人的旅行，这是你的票，行李我替你看着。”我被吓坏了：“爸爸，你不是又要失踪了吧？”他说：“我给你讲讲行程，然后就由你领路。你领错了我们就见不到妈妈了。”我直想哭，邻座的阿姨看着好笑就说：“你爸爸不会丢下你的，再说现在到处是雷锋，你们尽管睡，不会丢东西。”我这才放心。

车到韶关。我们要在车站旅馆住一个晚上，爸爸领我到街上散步。韶关的景象和赣州不太一样，有更多的骑楼、棕榈树和香蕉、荔枝卖。韶关人说话我听不懂。站在北江大堤上爸爸感叹道：“韶关是赣州人南下北上的必经之路，我几出韶关！南华寺、丹霞山、八围屋，都留下过我的足迹。我还在一个叫红云村的地方得过病，是当地的老乡救了我。我熟悉这里的山山壑壑。”他朗诵道：“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这是毛泽东早期的一首诗，爸爸朗诵时叉着腰、昂着头，就差没戴八角帽，真有领袖风范。他还说孙中山北伐和红军长征都是从韶关出发的。我发现爸爸的脸上布满了细细的皱纹，每一条皱纹里都藏着故事。

终于上了火车。每经一个大站都会停很长时间，人们会下车洗脸、刷牙，站台上修了一排排长长的水池，一个个下车洗漱的人低着头紧张的样子就好像牲口们在槽子里抢食吃。每经一个小站都会有小商贩涌到车窗口卖东西：湖南人用竹篾笼子卖桔子、湖北人用荷叶包着热干面和肉粽子卖、河南的东西最便宜，一个鸡蛋一分钱，一只烧鸡才五毛钱……火车启动，商贩们追着火车给你找零钱，不像后来收了钱磨磨蹭蹭就等着火车开。车厢里也有人推着小车卖食品，那时候火车上的饭菜最便宜，餐车没有创收的任务。我在长长的车厢里来回跑，感觉这就是一间移动的教室——华老师又要上课了。

“山山，你知道中国有多大吗？”老师问。

“不知道。”我回答得很干脆。那一年我刚学完人、口、手，上、中、下。

“万平方公里，形状像只公鸡。中国版图最大的时候是清朝初期，0多万平方公里，形状像只桑树叶。那时候还没有美国、加拿大，俄罗斯也只是个东欧国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国。”爸爸用圆珠笔在带来的小本子上边画边说，他很为自己的国家自豪。

爸爸肯定学过绘制中国地图，他念着口诀：“公鸡头、骏马腰、尾巴翘翘像镰刀……”说话间一副中国地图的外轮廓就画完了。

“你读中学时会学到一门课，叫‘地理’。比如中国的地形西北高，东南低，有三大阶梯，第一阶梯和第三阶梯相差四千多米。你知道四千米有多高吗？相当于在老家的房子上再加上层！”

“这么高哇！”我故意尖叫以吸引身边的乘客，就像那次在赣州第一百货公司买枪时那样。

爸爸怕影响乘客们休息，放低声音说：“中国的山脉以纵向为主，比如西南走向的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东南走向的兴安岭、长白山脉。但你要重点记住是横向的两组山脉：燕山——阴山——贺兰山——祁连山脉，它是中国历代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略的天然屏障，也是万里长城的基础。太行山——秦岭——大巴山——巫山山脉，它是战国时期秦国和山东六国的分界，在这里发生过中国最多的战争。”

我说：“爸爸你别说那么多‘比如’好吗？”

有乘客笑。

爸爸皱皱眉头：“好，我不说比如。比如中国的河流南多北少，东多西少，大多数河流都由西向东流，叫‘外流河’。这主要是地势的原因。中国的三大河流分别是长江、黄河、珠江。如果加上松花江和黑龙江，几乎完全覆盖了国土，但中国是缺水的国家。”小本子画不下了，爸爸就在自己掌心上比划，他宽厚的手掌和深深的掌纹真像中国的地形和河流、他的掌心里就住着童年的妈妈——是四川盆地。

我问：“那……比如赣江呢？”

有乘客说：“这小鬼，好机灵！”

“哈哈哈哈……”我得意地在车座位上晃。

爸爸向众人抱歉地笑笑，再放低声音：“赣江由章江贡江汇集而成，是长江第七大支流。”

我抢着说：“我知道，‘章’字加‘贡’字就是‘赣’字。”

又有乘客说：“啧啧啧，赣字我都不会写。”

爸爸对大家说：“比如中国南起北纬4度，北至北纬53度，跨越了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等五个温度带，所以我们现在穿衬衣，东北人却穿上了毛衣，而在有些地方，比如新疆，早穿棉衣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

我们身边的阿姨羡慕道：“你走的地方真多！可孩子这么小，能听懂吗?”

这时我感觉脑袋有点大，好象有股风从我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

“比如中国有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和二十八个省及自治区，他们的位置、资源、历史、经济、文化都各有特点。”

我打了个呵欠：“老师，该下课了。”

爸爸笑了：“好吧。不过以后你得学会编属于自己的中国地图。比如以火车和长途汽车为主的‘交通地图’，你每到一地都要首先研究从驻地到周边各个重要地点的步行、骑自行车、乘坐汽车火车的路线、距离和时间，这会有利于‘转移’。（我当时想：为什么要转移？）。你还要有自己的‘方言地图’，只要对方一张嘴你就得听出他是哪个地方的人，要精确到县……”

若干年后北京发生了一件外商绑架案，绑匪索要五百万元赎金，不给就撕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一起绑架案，惊动了国务院总理。国家安全部分管境外安全的陶部长力主给绑匪送钱，点名让我去，不让带任何武器、跟踪器和跟踪人员，这让专家们很诧异。我来到联络地点就被两个蒙面人蒙眼捆手塞进了一辆无牌的捷达车里，他们在城郊转了好久才把我带进一间房，留下两大箱钱后又把我塞进了另一辆无牌车——这一切都是在我被蒙眼捆手的情况下进行的，转了好多圈才把我连人带车弃在了路边。我迅速解开绳索，用路人的手机向指挥部报告了绑匪的位置——那时候的手机还不能卫星定位，并说出他们有几个人，可能有什么武器，是哪里人。早已分布在北京各片各点的特警们十分钟就闯进了匪窝，绑匪们还在点钱就被一窝端了。指挥部所有人都惊讶我是怎么定位匪窝的，并且被蒙着眼睛也能说清楚现场的情况，陶部长神秘道：“这才叫‘特异功能’！他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说。”

八岁那年我和爸爸穿越了中国最长的铁路——京广线加京沈线，那次旅行是我人生最丰富、最有价值的一次“路考”。爸爸每经一地必讲它的古地名、现地名、与周边的地理和行政交界、它的风俗、它的特产、它出过的历代名人和发生过的重大事件，还有，他亲身经历的事情……爸爸曾用一年时间走过大半个中国，游览过名胜、考察过古迹、看过风景也有过短暂的爱情；遭遇过匪盗、战乱、疾病和拘禁——被抓过兵又脱逃，有些路段靠两只脚和做苦力才完成，回到赣州他已经衣衫褴褛如乞丐，我的姑姑叔叔们都认不出他。我听得直掉眼泪，因为心疼我的父亲。

那次回东北真是我带的路，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中国地面交通的活地图。

五、我的家

我终于见到了照片上那个漂亮的女人，我日夜思念，不，日夜思念我的母亲。

“山山！”迎到站台里的母亲抱着我又亲又啃，让我好难为情。她身后站着一个小男孩怯生生地叫我：“哥！”爸爸说：“叫妈妈，这是你弟弟。”我说：“妈，华岭。”不等出站我就迫不及待地问：“妈，我们家住在长春市朝阳区建设街二号院第三栋四号，对吗？”妈妈说：“爸爸给你寄图书的地址你都记住了？山山，你说话赣州味儿太浓了，又没有标点符号，妈妈我都听不太懂。”我也听不太懂妈妈那种四川口音的东北话。我又问：“我们从长春火车站坐有轨电车在建设街下，走西朝阳路，进吉林省公安厅宿舍大院向北过三栋房就是我们家，对吗？”妈妈吃惊道：“我们才搬的家，这孩子好像来过？是不是事先侦察好了？”爸爸笑了，对我说：“你领路。”

我们终于来到了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家，吉林省公安厅宿舍大院。这种类似“军队大院”的地方在当年的长春很常见——用红砖围起一道高墙，里边整整齐齐排开一栋栋红砖平房，平房的前后空地又围出了一个个篱笆园子，篱笆上或伸出向日葵，或爬满牵牛花，很有些田园村舍的味道。园子里面的情景都不一样：有的只种苞米、土豆，这些都是“懒人庄稼”，它的主人一般是外勤，经常出差不在家；有的在苞米苗里套种青菜，等苞米长大了再套种豆角，豆角利用苞米杆做支架，它的主人一般是内勤，有空下园子，也懂庄稼；有的在葡萄架上挂鸟笼，葡萄架下铺红砖，摆桌椅，放鱼缸，种花卉，那是厅局长的家，园子也大，能会客。它的主人们不知道邻居们正用嫉妒的眼光看着他们；有的什么都种，还在园子里放了单杠、哑铃、沙袋，那是我家。我爸爸主张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可我家的园子只有二分地，大部分食物还得在外边买。爸爸还经常和我们哥俩在园子里下棋，练拳，只是一见邻居家的武术教练杨大眼他就收了架式：“嘿嘿，我这是花拳绣腿，不管用的，不管用的。”让我们很没面子。我妈也说：“你爸爸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让我们对爸爸的崇拜降了一大截。

我妈妈是公安厅卫生所的主治医生，让我们很有面子。“高大夫，我最近总发低烧，再给我开几天病假呗？”说话的就是那个杨大眼、杨叔叔，一个山东口音的车轴汉子。他也是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专教警察们擒拿格斗。他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像砌上去的砖头，有棱有角，线条分明；他还是公安系统第一个贴出“揪出厅内最大的走资派”大字报的人，领导们都怕他。我妈却不怕他，说：“一点头疼脑热算什么?你这病可不能歇，咱们厅的运动全靠你呢。吃一点扑热息痛，发发汗就好了。”杨叔叔讨好道：“高大夫，改天我教你大儿子练两手？”又冲我爸爸的背影挤了挤眼睛——他多次想和爸爸过招，爸爸总是示弱，于是他更逞能。妈妈指着我说：“他爷爷把他给惯坏了，身体太弱，是得好好锻炼锻炼。”杨叔叔说：“交给我了。”第二天他就拿到了一周病假，回山东老家看了一回他前妻。

省公安厅宿舍大院是这样的布局：北面是前门，南面是后门，前门有警卫。我发现这里的警卫眼睛很毒，一眼就能看出你是不是这个大院的，要知道大院里大人孩子有几千口！他们会盘问所有陌生人，却不包括外单位的领导。没有人能混进去，我反复观察过，这很怪。后门锁着，消防用。大院里有三排八趟二十栋平房，中间一座大房子前边有停车场、后边有操场，占了四间平房的地方。那座大房子是两层楼：下层是小卖部、澡堂和乒乓球馆；上层是食堂宿舍和办公室；食堂靠一头，里面挑空有两层高，每周六晚上都放电影。这座大房子的红砖墙上用白灰赫然写着“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这种标语在当时的城市随处可见。那些红砖平房的外观都一样，只是间墙不同房间大小才不同。最前边两排是单身宿舍，男女分开，每天晚上都能听到他们拉琴唱歌，阿哥阿妹的，就是后来批判的那种“黄歌”，有好几对都搬出去成了家；中间两排是职工宿舍，两家合用一间厨房，免不了这家的勺子碰了那家的碗，有时在一张桌子吃饭，有时又闹到刘政委那儿去，人们都说刘政委是“和稀泥”的专家；后边是干部宿舍，每家一间厨房，门从园子里的红砖铺道往里走，很气派；干部宿舍里夹着厅局长的家，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除此之外大院里的人都得上公共厕所，大家集中在一个时间排队拉屎撒尿，满地污水，臭气熏天，一见面还得问：“吃了吗？”“噢，刚吃完”——这是我最不习惯的。我在赣州的家也有公用的厕所，在两座房子之间的深巷（防火通道）里，很阴暗。我往里一走就会听到里面喊：“有——印（人）——！”吓得我撒腿就往回跑。我晚上绝对不敢上那间厕所，但那里撒了白灰很干净。所有活都是我奶奶干的，包括扫那几进房子的地、倒住户们的垃圾、晚上拴门、早上开门，完全的义工。她说：“我要是不管祖上的房子早就倒掉了。”

爸爸在这个大院里的地位很特别——他只是刑侦局一个普通科员，却配有吉普车和警卫员，有人说是在监视他，那个警卫员后来和我共过事；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机关里算算术，工资却比有出差补助的人都高；他们科长也只能和别人家合用一间厨房，我家却是独门独院，这让他的同事们很不平。大院里的孩子神通广大，他们说这一切都因为我爸爸从国民党那边带过来一台密码机，破译过敌人许多的机密文件，现在他正在研制一种新型密码机，要不早就抓起来了。我问爸爸是怎么回事，他说：“你爷爷说，山雨欲来呵！”妈妈愤愤道：“我就想不通，公安部怎么就成了‘美蒋特务部’了呢？！”大院里每天都会增加新标语，直到把所有墙面都糊满。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被揪了出来，这位国家主席原来是“叛徒、内奸、工贼”。爸爸单位内部传达了《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活动的一些情况的报告》，北京市公安局三万人中已有九百多人发现是地富反坏右和敌特分子。刘政委在会上说：“我省公安系统的问题比北京更严重！”吉林省公安厅是个特殊的地方，有一部分起义投诚的国民党警察和共产党的“白区工作者”，比如我说不清是咋回事的父亲。他们大多在技术部门。

妈妈嫁给爸爸是“组织上的安排”，组织上刚开始还要求她定期写汇报，日子一久也就免了，因为她报的全是豆腐账，完全没有重点。妈妈开始还给爸爸上政治课，后来发现爸爸背的《毛主席语录》比她都多。有一次分管政工的刘政委对妈妈说：“高大夫，您爱人政治上没什么大问题，组织上考验过了。”妈妈说：“刘政委，在我这个当医生的看来，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有问题。”刘政委患慢性胃炎想多吃点细粮，这得有医生的处方才行。妈妈坚持说胃炎要少吃多餐慢慢养，跟吃粗粮细粮没关系，粗粮中的膳食纤维反而有助于消化，可还是给他开了“建议多吃细粮”的诊断，他拿着诊断找他的老战友，粮食局的领导就吃上了全部细粮。那时候的粮食供应有定量，我们一家四口每月也只有十六斤细粮，其它都是粗粮——高粱、玉米、小米。妈妈的病历真管用。后来刘政委“靠边站”了，他本应该去黑龙江笔架山“五七干校”劳动，却因患有“严重的胃病”留在了城里，并躲过了以后的多次运动。他后来又有点后悔，说笔架山五七干校全是公安部系统的大干部，去了会认识好多人。

和爸爸在一起的三年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段快乐时光，虽不比在爷爷家得宠却是一次完整的家庭回归，虽不比在爷爷家自由却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我竟然住进了省公安厅宿舍大院，那就是一座“军营”！出入大院警卫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尽管我带有武器——那把54式小水枪。

我们家的一切都由我妈妈掌管，按她的说法是“军事化管理”。

起床。每天早上六点我妈必掀被子，这就是起床号。爸爸就带我和弟弟迅速穿鞋下地，干农活，或到铁道北边捡松树林里掉下来的枯枝，边捡边练拳。爸爸练拳时最不希望杨大眼看见，我也感觉他有点花拳绣腿。爸爸教过我一种给鞋带打扣的方法倒是很实用，永远不会出死结，他说这是在部队里学会的，就是先给鞋带两头打个死结，然后再把鞋带重叠起来变成两根，鞋带就不会被系死了。可惜我没把它传给我儿子，我儿子像我的地方实在不多。

吃早饭。每天早上七点妈妈必从食堂买回来早点：大米或小米粥、馒头或苞米面发糕、鸡蛋和咸菜，几十年不变，吃得我现在都只接受这一种早餐。人对食物真有忠诚度。每到吃饭时妈妈都会用慈祥的眼睛看着我们哥俩：“两只小猪崽儿，慢点吃。”爸爸却会用手捅捅我：“快点吃。吃饭要像军人，把牙齿的工作交给胃。”

上学。我每天早上七点半就背着绣有“为人民服务”的草绿色书包去上学了，我的语文课已经学到了“毛主席是全国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弟弟由妈妈送上幼儿园，他还在学“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难怪他动不动就哭，没一点军人气概。

中午。每天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两点是我的自由时间，只用十分钟我就在食堂吃完了饭，剩下的时间就和大院里的孩子们疯。爸爸从不反对我和大孩子们玩，他脑子里从来都没有坏孩子的概念，包括逃学、抽烟、盗窃、打架、讲黄色故事的“坏孩子”——这些坏孩子原来是没有的，忽有一天他们就像雨后的毒蘑菇从地里钻了出来，并以此为荣，真奇怪。有一次我们讨论食堂的大烟筒谁能上得去，有人说：“毛主席就能上得去。”我们互相看看都不敢说话，再坏的孩子都怕毛主席，稍不留神就会犯错误。

下午。每天下午四点就放学了，我得做点家务。我能干的活已经从扫地、洗碗、买菜、到劈柴、生火、做饭。爸爸会稍后接弟弟回来，我们这一家人又聚齐了。这时候弟弟会给我们表演在幼儿园里学来的新东西，他说话有点“大舌头”，把“完了”说成“完嗷”，他的节目没有一个能完整地演完，可我妈妈每次都从头到尾给他打拍子，有时还和他一起表演。妈妈跳舞富于表情，很有感染力。

吃晚饭。每天晚七点我们全家围在炕桌上吃晚饭。妈妈是四川人，每餐必吃辣椒，吃了就长“针眼”，就说以后再也不吃辣椒了，却忍不住还要吃，吃了再长“针眼”，她年轻时眼皮上的豆豆几乎没好过。爸爸也爱吃辣椒，还能喝点酒，却说自己没什么嗜好。妈妈说：“你不如出家当和尚。”爸爸说：“如果不吃饭能活着我就不吃饭。”妈妈说：“如果不穿衣能活着你就光屁股？”我们哥俩就笑。妈妈说话真有劲。爸爸假作生气：“吃饭不说话，饭后有活动！”我们哥俩赶紧挥舞着筷子——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就要开始了！

下象棋。我家的象棋是用药瓶的盖子做的，用红瓶盖和黑瓶盖，爸爸用白纸墨笔在瓶盖上写上“车、马、炮、将、士、相”，画上棋盘就能下了。那时候爸爸已经被摘掉了领章帽徽，也没了吉普车和警卫员，下到一家药品仓库劳动，每天晚上回家，他觉得好轻松。爸爸对我说：“你开始就得下‘默棋’，这对培养记忆力很有好处。你凡事都得一次就记住，比如一串数字，你只需认真看一遍，而不能看一遍没记住再看一遍，这样就会记下两个结果，造成记忆的恍忽。爸爸关于记忆的见解很奇怪，他说：“有些东西你根本不用会，把它们变成图片放在脑袋里用时再调出来读就行了。”——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难道人的眼睛能当照相机？妈妈反对说：“只有理解了才能记住，凡事都不能死记硬背。”我赞成妈妈的观点，我们学校的孙老师也这么说。爸爸说：“下一辈子棋也不如看一本棋书，要学会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有一本书叫《桔中秘》，背下它就会无对手。”爸爸的象棋水平真不怎么样，我记下几个开局就赢了他，可见他的“照相机”不灵。

下围棋。我家的围棋是用葵花籽和西瓜籽做的，棋盘也是爸爸画的。那年爸爸已经四十二了，看着盘面上乱糟糟的瓜籽眼睛有点花。爸爸说：“围棋看起来比象棋简单，里边的道理却很深奥。”他给我讲了各种角上的定式，讲了死活题和攻防的基本技巧，讲到“共活”时他说：“围棋里的‘共活’是对弈的双方谁进一步都会死，退一步就都能活——这就是斗争的艺术，不能把人逼得太紧，要给对方也给自己留余地！”妈妈在一旁说：“难道阶级斗争不是你死我活的吗？那‘宜将乘勇追穷寇’（毛主席诗）又是什么意思？”那一年爸爸的警服也被扒了，下到蛟河煤矿劳动，每周才回一次家。爸爸很少有时间陪我们玩了，每次吃完晚饭他都和妈妈到外边散步，他们说话不让我们哥俩听。我妈妈曾对我说：“幸亏你爸爸在公检法单位。”那是我来东北的第二个秋天，寒风瑟瑟，满地黄叶，红卫兵开始“破四旧”，把净月庵的佛像都砸了。我那白发苍苍老校长被戴了高帽、挂着牌子游了街，就和当年秋收起义斗地主时一样，斗她最凶的是她最得意的学生。军代表进入“公检法”，省公安厅的四个“园子里能会客”的厅长都发现有“特嫌”，连和稀泥专业的刘政委都“靠边”站了。

我和弟弟最喜欢的是妈妈教的一种扑克游戏。妈妈会把小炕桌擦得干干净净，把扑克牌整整齐齐按每六张一组排成六组，各组分别叫“天、地、人、动、植、矿”，每组里的牌又分别叫“天、地、人、动、植、矿”，这就包含了世界上的所有事物。游戏开始，妈妈让弟弟背过身去，爸爸点了一张牌再让弟弟转过身来，爸爸问妈妈：“你吃饭了吗？”妈妈说：“我喝水了。”弟弟的眼睛就盯住了六组牌中的最后一组——水是矿物质，属于“矿组”，他已经猜对了六分之一。爸爸又问妈妈：“你今天的病人怎么样？”妈妈翻白眼伸舌头：“成植物人了。”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这种游戏经常会答非的所问，或说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来。只见弟弟瘪着嘴要哭——他选择了“矿组”里的“植物牌”，妈妈却说：“植物人不是植物，而是失去了意识的人，是‘矿组’的‘人牌’。”弟弟跺着脚说：“植物人就是植物！”妈妈赶紧说：“岭儿说得对，植物人就是植物。”弟弟还是哭个不停。

一天夜里爸爸把我摇醒：“山山，爸爸这次会走很久，以后有什么不能跟外人说的话你就用密码给爸爸写信。”

我惊问：“什么密码？”

爸爸看了看熟睡的妈妈，钻进我的被窝小声说：“你妈妈教你们那个‘天、地、人、动、植、矿’，反着说就是密码，只要加上六进位的数字就能表达一切。”他详细教给我要领并和我做了练习。

爸爸说：“十二颗太阳在旷野。”

妈妈翻了一下身说：“你们不睡觉古捣什么?”

我想了想，说：“明早、八点、在学校操场见。”因为太阳代表早晨，在六进位中八就是十二，“旷”与“广”谐音，旷野就是操场。

爸爸等妈妈睡着了又说：“兔子在大地上疯跑”

我说：“赶紧去找你母亲。”因为兔子是动物，又代表“快”，那就是“赶紧”。地属阴，大地就是母亲。

爸爸说：“人，要像山。”

我说：“孩子，一定要坚强。”因为“孩子”是人，拿他和山比就是小人，也就是“孩子”。山在六大词组中属“矿”，最坚硬，那就是“坚强”。

我每翻译一句爸爸就紧攥一下我的手，最后他流泪贴着我的脸说：“孩子你真是天才！”我也哭了，为自己的聪明，也为爸爸的命运。

想不到这套我们父子偶然发明的“密语”在以后关键的时刻发挥了作用。

六、黑匣子小组

眼下国内的影视作品中“谍战片”是一种很好看的题材，因为其悬疑和惊险。但国内的“谍战”或“反特”片仅限于表现两个历史时期：

一、以抓捕台湾或美国特务为主题的“反特片”。这些影片出现在大陆解放后的前二十年，代表作有《铁道卫士》、《羊城暗哨》，稍有脸谱化却极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因为能够真实反映当时国人的社会生活和心态，那时候的中国真是全民皆兵。

二、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主题的“谍战片”。它们出现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几年，代表作有《风声》、《潜伏》。受“抗日神剧”的影响，它们的故事背景大多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情节也大致雷同，把血雨腥风的战争弄得歌舞升平，仗真是这样打的吗？我们不禁要问。

中国很少有以当下社会生活为背景的“谍战片”，尽管改革开放确实给敌对势力的浸透创造了条件，当然，来而不往非礼也，也给中国的情报猎取打开了方便之门。

当我问及爸爸什么是间谍时他这样说：“间谍有三种，一种是有豁免权的外交官，像最近中苏互相揭露的间谍都是双方派出的驻外使节，他们只能被当作‘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而没有牢狱之灾，因为受国际法的保护；第二种是敌对国家或国际组织派出的高级间谍，被抓后只要不变节派出方就可能会以交换的形式保其出狱，比如冷战时期西德抓获的东德间谍纪尧姆，东德释放三十名西德间谍换他一个人，他回国后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并授予祖国荣誉勋章。更有甚者，以色列为换回间谍大王沃尔冈夫·洛兹释放了五千名埃及战俘和多名将军。以色列就是要告诉世界和本国人民，祖国会不惜代价保护他们；第三种是‘职业间谍’，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也不一定有政治主张，只受命于一个上级，大多数是为了钱。他们被捕后下场一般很惨，会坐牢或被杀害。”爸爸说得不完全对，因为非敌对国家甚至友好国家之间也会派出间谍，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那句名言：“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久的朋友。”——两国友好的时候正是安插间谍良机，反目后他们就会派上用场。还有，交换间谍是冷战以后的做法，在一二战爆发时交战双方抓到间谍一般都会判很长时间的监禁，或者处死。我曾想问爸爸：“那你属于哪种间谍?”没敢。尽管那年我只有十一岁，却对爸爸的怀疑日深——他的知识全和间谍有关！只是不知道他属于那三种间谍中的哪一种。有一点是肯定的，除了我，没有人保护我的父亲。

年中苏交恶给了爸爸一次机会，他被秘密押回了长春。其实中苏矛盾由来已久，只是我们从不提及。最早可追溯到红军与共产国际派出的总军事顾问李德的矛盾，要不是那部电台失灵红军将处处受苏联掣肘，不可能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继尔是斯大林曾经阻止解放军渡江作战，因为苏联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签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也希望像分裂德国、越南、朝鲜、蒙古那样让中国隔江而治，这将有利于他和美英之间的“战略平衡”；接着是抗美援朝时期，苏联把中国军队送上战场却没有完全兑现承诺，比如给予空军支援，使中国 的早期作战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接着是苏联援助新中国建设，巨大的债务让中国不堪重负，苏联单方面中止合作给中国丢下了一大堆未完工程；赫鲁晓夫上台后对中国更是颐指气使，提出在华建立长波电台、合办联合舰队遭到拒绝，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在许多原则问题上出现分歧，特别是苏联全面否定斯大林，中共发表“九评”给予驳斥，两党两国从此分道扬镳；勃列日涅夫执政后频繁向中国派出间谍并不断制造边境冲突，中苏双方在边境陈兵百万，战争一触即发，就在这时中国军队意外获得了一件宝贵的东西——苏军的新型密码机，破译密码的任务就交给了处于“对苏作战第二线”的吉林省公安厅。

“山山，你爸爸回来了。”一天晚上，妈妈下班回家，关上门兴冲冲地对我说。

“是吗？”我做梦都在想爸爸。

“他就关在食堂的二楼，你有办法联系上他吗？”

我熟悉这个大院的每一栋房子，妈妈说的食堂二楼是值班宿舍，有座外挂的楼梯，前两天突然设了岗哨，里面住的人搬了出来，外面的人不让上去，大院里的孩子们正猜测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一次爸爸问我：“你们这些小鬼是想爬上食堂那个十多米高的大烟筒？”我问：“你有办法？”他说：“我要是像你这个年纪就能爬上去。”我用嘴角轻轻撇了他一下，妈妈说他只会纸上谈兵。

爸爸把我领到食堂的后墙，见四下没人比划道：“你看，墙面一般会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平的，这种情况最好有较深的砖缝，或借助特殊工具，比如一根绳子和一个带两齿的钩子，用绳子把钩子甩到墙头上，挂住，人拉着绳子就能爬上去。也有一种特殊的手套，上面有胶粒和吸盘，用力就能挤出空气把手套吸附在光滑的墙面或玻璃上，放松就会吸入空气让手套移动；还有一种带钩子的鞋，对付砖缝最管用——这些都是国外‘蜘蛛人’常用的爬墙工具，我们没有。”我说：“消防队员就能空手爬楼！”他说：“那是另一种情况——墙面上有一排排窗户，一般上下楼之间的窗户不会超过四米，登着窗扇、如果有‘楼层线’就更好爬了。”

我在老家赣州看过京戏里的侠客飞檐走壁，其实舞台上的房子高不过三米，还是布做的，没危险。我也听过武术中有一种轻工叫“旱地拔葱”，双脚一跺地人就能飞起来，中国的古人真了不起。我要是会爬墙——最好能爬上那座“毛主席就能上得去”的大烟筒，就会震慑大院里的孩子们，他们就不敢说我是“国民党特务子弟”了——有迹象表明我和他们迟早会有一战，这会决定我做狗还是做王！可我当年的身高只有一米二，身体柔软得像女孩儿，并且没有一个帮手——弟弟胆子更小，这可怎么办？

爸爸又用嘴巴（他真是理论的巨人！）教了我圆形墙面和角形墙面攀爬的方法，我当场要试，他说：“爬墙有危险，你还是先从爬树练起吧。”我练习爬树挂破了好几件衣服，惹得妈妈骂。

现在，妈妈终于允许我爬墙了。我找到了食堂的一个“阴角”——爸爸说这种墙面最好爬，我两脚用力向两边墙面一撑身体就悬了起来；我两手紧扣砖缝，身体就一步一步向上升；我用手在“楼层线”——楼层之间用水泥做的楞子上一走，就找到了一扇窗户，谁说爸爸只会纸上谈兵？我的视线突然模糊起来——我看到了久违的父亲！我小声敲敲玻璃他就抬起头来，我差点失声大哭——他被剃光了头！肯定被挂牌子揪斗过。他向我指指旁边，意思是有人监视。又向我苦着脸笑笑，好像说没关系。我的心脏又是一阵剧痛——他的背心上有斑斑血迹，肯定受了鞭刑！我头一晕就栽在了地上，幸亏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掉下的地方是哨兵视觉的死角，又是松软的土地。回到家我才发现自己十个手指甲都扣烂了，满手的血泥，钻心的痛。妈妈边给我上药边骂道：“你这个该死的东西是怎么搞的？！”

第二天妈妈就去厅里找了军代表曾国生。

“请问曾代表，老华为什么一直没有消息？”妈妈一向敢说话。

曾代表快六十岁了，满头白发，曾经是陕北红军，副军级。据说他在延安搞过肃反，对反特锄奸很有经验。他态度和蔼道：“噢，高大夫。老华挺好的，在蛟河煤矿劳动锻炼呢。”

“那关在食堂二楼的人是谁？”

“食堂关人了吗？我怎么不知道？”

妈妈把门咣当一推，大叫：“那我就叫被关家属们都去看看！”

曾代表吓得赶紧关上门，慌张道：“小高，你嚷什么？！我实话告诉你吧，老华他们正在日以继夜地破译苏联的军事密码，这可是中央军委下达的任务！我知道你有监视老华的任务，决不会对外张扬，是吧？”

既然知道了爸爸的下落，妈妈就换了个态度说：“曾代表，老华他们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总不能把人家当犯人待吧？即使不让老华他们回家总得让孩子们给他们送点换洗衣服和吃的吧？”

曾代表在嘴里嘟囔了一句：“安排在食堂真是不合适！”就对妈妈说：“好吧，让你家山山每天晚上过去给他爸爸送一餐饭和一次换洗衣裳，仅限你们一家呵，你可要以党性做保证。”

妈妈笑了：“对不起，俺目前还不是共产党员。”

曾代表也笑了：“华子峰也是主力。哎，说不定这次他能立大功！”

从那天起我每天晚上都去看爸爸，岗哨们不但不喝斥反而喜欢我，因为我送去的饭菜有一大篮子，全是妈妈精心烹制的川菜，足够十个人吃。当然，我们家没那么多粮油和副食卷，妈妈就发动另外几个被关家属来做，顺便用各家的暗语——他们各有神通，传递平安和思念，有时还会在约定的时间隔着窗户互相招招手，“黑匣子小组”——他们这么叫，也就成了公开的秘密。

我见到了那只神秘的“黑匣子”。它不过是一个提箱式的东西，打开有33个键子，就像我家的“大众琴”，只是弹起来只有一种噼噼啪啪的声音。琴体很厚重，都是铁的。“黑匣子小组”只占了两间房，一间是宿舍，分成男女；另一间是办公室。办公室很高，很宽敞，里边摆了一圈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台台像发报机那样的机器设备，他们有时会停下来说说话，再闷头工作。说话的总是爸爸，他就是好为人师。

爸爸对小组成员说：“世界上第一部用机器加密的工具是由德国人胡戈·科赫研究出来的，他将此密码机称作为Enigma，翻译成中文就是“恩尼格玛”，英文的意思是“谜”。它一共有二十六个键子和三到四个转子，每打一个字它们就会重新排列一次，数字重复的概率达到26x26x26=——发现重复的词组是破译密码的要诀！”

小组的成员们都认真听着，尽管他们对这个著名的密码案件都有耳闻，但爸爸的讲解让他们更有信心。

“德国在二战期间把两万多台‘恩尼格玛’投放到了战场上，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密码技术，但它还是被波兰人破译了——盟军的破译人员没有任何工作压力。”爸爸说着自嘲地笑，意思是：看看咱们。“波兰人却不行，二战初期的波兰处于德国和苏联的战略版图中，随时都有被吞并的危险，它必须时刻了解这两个强邻的动态。实际上它后来也被德国和苏联瓜分了，这是个充满忧患的国家。”

刘政委说：“现在苏联这只北极熊也对我们虎视眈眈。”

“波兰密码局动用了全国最优秀的数学家、密码天才和高级间谍，包括波兰的密码三杰：马里安·雷杰夫斯、基杰尔兹·罗佐基、亨里克·佐加尔斯基，他们把破译成果交给了英国，并在英国继续研发，这才成就了另一台神秘的机器——英国数学天才阿兰·麦席森·图灵的‘图灵机’。那是一台专门针对德国密码机的机器，使密码破译工作有个了质的飞跃。盟军一直掩藏着这个惊天的秘密，让德军统帅部的大量加密电报都成了‘明码’，就导致了二战后期德军几大关键战役的失败，包括西西里岛登陆战、诺曼底登陆战——这就是密码在国际情报战中的重要性，也是我们这个‘黑匣子小组’存在的意义。”

刘政委带头鼓起掌来——这简直是在听公安部长做报告。

假如选择第二职业，我认为华子峰同志最适合做大学老师，因为他一讲自己的专业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这是我妈语；“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这也是我妈语；“生活的傻子，专业的疯子”——这也是我妈语。爸爸很逻辑，妈妈很感性；爸爸在外是老师在家是学生，妈妈在家是老师在外是学生——这是我后来对他们俩性格的总结。爸爸一进入工作状态就忘了自己的身份，事实上他那时候已经被定性为“国民党特务”，而另一个事实是他才是“黑匣子小组”真正的组长，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他也是密码天才！

“黑匣子小组”由以下人员构成。

刘俊杰，原省公安厅刘政委，和稀泥专家，已经靠边站，这次却担任了“黑匣子小组”的名义组长——这是我说的。他是搞行政出身，对侦破工作不懂，只有他可以自由出入食堂二楼，直接向曾代表汇报工作，顺便为大家解决点生活问题：该添电扇了，大家熬夜给买点烟和茶，不让小组的人下楼就弄来了杠铃、哑铃和浴盆，允许工作时间玩扑克，这叫“换换脑子”……刘政委是个温和的人，他一向羡慕有知识的人，我爸爸就在他羡慕之列。还有，他一直感念我妈妈对他的好处，他能每晚回家吃饭也是因为我妈妈诊断的胃病。

华子峰，就是我爸爸，这里不多介绍。他认为这台“新型密码机”不过是一台普通打字机，却不敢说——叶慕飞悄悄对他说：“老华你可千万不能说它不是密码机呵，要不大家又得被送回五七干校！”爸爸看看刘政委，这家伙好像没听见。假如离开这里，爸爸最希望去五七干校，总比去“吃阳间饭，干阴间活”的煤矿好——他已经遇上好几起矿难了！再说是举家下放，能带上妻儿，跟外出度假差不多，多幸福？比留在公安厅挨斗好多了——爸爸好象一直都没打算过平平安安的好日子，他真是个苦命的人。

叶慕飞，日伪时期的政府报务员，特别熟悉“恩尼格玛密码机”。当年纳粹德国向轴心国日本公开了这项密码技术，日本人在此基础之上发明了一种“JN-25密码”，比德国技术更先进。想不到被中华民国重庆军技部破译了，也对二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美国海军在中途岛战役中大获全胜，一举确立了海上优势，美国空军还凭截获的情报把日本海军大将三本五十六送上了天。光复后叶慕飞一直被关在宽城监狱，直到文革前才被释放——有敌伪档案怀疑他是“东北抗联”的地下成员，他自己却不知，这又是一件怪事。他是小组中过得最惬意的一个，长期的监狱生活让他离开铁窗还有点不习惯。

朴敬西，朝鲜人，文革前中国军事院校的苏联问题专家，精通朝文、中文、俄文、英文，因发表言论“海山崴是中国领土”被打成“右派”，虽被平反，却仍戴着“摘帽右派”的帽子。他也发现那个“黑匣子”不过是一台普通商用打字机，只是中国人没见过。但既然大家都说它是一台世界最先进的密码机，那就是一台世界最先进的密码机，他可不能再吃这种亏了。就像当年那场“海山崴是不是中国领土”的讨论，和他没半毛钱关系——他实际是“民主朝鲜”人，而不是中国的朝鲜族，只是不愿意回自己的祖国，那个总闹粮荒的地方。

张爱凡，女，新中国培养的电讯专家，却因“作风问题”——她爱上了自己的老师并拆散了人家的家庭，被派到基层派出所当了一名“户籍警”，她的老师也被开除公职，不知下放到何处。那年张爱凡不到三十岁，已经是个嫁不出去的姑娘。她最喜欢我，总把我抱在怀里，说：“小美男！”在一次谈论苏联克格勃的色情间谍“燕子”时她说：“中国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燕子’？”把大家吓了一跳。朴敬西说：“你当呵？”她一挺胸脯：“革命需要我就当！”从那以后我就不让她抱了。

另外三位是解放军报务员，都很年轻，也很干练，还很好学，更是听话。我忘了他们的名字。

还有一个组员叫杨大鹏，就是那个杨大眼，负责“黑匣子小组”的保卫和看管——检查食堂和我送来的饭菜里有没有带毒和纸条。我每次送饭他都会挑一块最大的肉放进嘴里，叭搭着嘴说：“到底是川菜！”或“建议你妈去当食堂的主厨！”我说：“去去去！”对他毫不客气，他也有“生活问题”——去山东老家看过他前妻，却混进了公安厅“革委会”。

警卫排的人穿着军大衣雕像似地站在食堂外边，全都荷枪实弹，满脸的敌情。

“黑匣子小组”的工作其实很简单。

叶慕飞和张爱凡负责研究那台“新型密码机”。他们的工作就是把它拆了装、装了拆，然后给我讲有关间谍的故事。他们说在国内潜伏或被敌方招募的外国特务美蒋的最多，第二就是苏联，最难甄别的就是朝鲜特务，说话时看着朴敬西——很难区别他们来自韩国还是朝鲜还是苏联、日本的朝鲜族。叶慕飞说话有点眉飞色舞，张爱凡说话爱脸红出汗。我那时已经被允许搬到“黑匣子小组”写作业了，还是时不时给他们捣捣乱，一般找不着的工具都放在我办公桌的抽屉里。

最忙的是那三位解放军报务员，他们要把上级送来的苏军加密电报用各种已知的方法破译。我看到黑板上写着：RSA算法、ECC加密法、二方密码、四方密码、三分密码、仿射密码、波雷费密码、RC5、ADFGVX密码、希尔密码、维热纳尔方阵、埃特巴什码、栅栏加密法、针孔加密法、猪圈加密法、非对称加密算法……那时候没有电脑，甚至连计算器都没有，只能用算盘和笔算，他们三个的算稿堆成了山，而完成以上试验最快也得一年。

“黑匣子小组”把完成任务的期望寄托在了我爸爸和朴敬西的身上——大家都知道送来的电文是苏军用最新方法加密的，现代的密码技术已经做到可以使用“明码”，即使你得到了“密码本”也不能破译密码，必须找到“密钥”才行，而现代“密码机”实际上是一种可以不断产生新密钥的机器，每次的密钥都不同，小战士们的工作肯定徒劳无益。在爸爸和朴敬西当中当然以我爸爸为主，除了专业原因还有思想问题——朴敬西工作上很消极，“管他海山崴是谁的领土呢！”他有时会这么说。他甚至希望这种日子过得再长些，因为一出去就有人等着抓他“韩奸”，如果被送回朝鲜更要命。爸爸他们用尽了所有稀奇古怪的办法，包括用扑克算卦，后来干脆睡觉——指望梦的启示。没人敢惹他们，惹毛了大家都得走人。

那是一段非常宝贵的时光，外边造反派武斗硝烟四起，“二总部”和“长春公社”封锁了斯大林大街；这边有解放军戒严风平浪静，“黑匣子小组”更是一片研究、娱乐和健身氛围。爸爸的头发长出来了，身上的鞭伤抹了妈妈的药已经结了痂，人也胖了。可他还是很焦虑——刘政委说，苏军主力坦克T—62已经开过虎林，我军的穿甲弹对它毫无作用；曾代表准备把破译苏军密码的任务交回公安部，可当时的公安部已经不管各省的公安厅了，各省公安厅归各省的“革委会”管，而这个任务又是中央军委下达的，中央军委也在搞运动，好几个老帅都被罢了官，交回去的事情一直就往后拖。

一天晚上我送饭过去，发现小组的人情绪不对——都在闷头收拾行李。

“爱凡姐，能教我打字吗？”我看着那台就要被搬走的苏联打字机说。我喜欢那只黑匣子已经胜过那把小水枪，我在家用大众琴改了一个，我还想用家里的收音机窃听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通话，然后用我的黑匣子——改装的大众琴破译，因为公开的新闻中也可能暗藏密语。

“这很简单，就和弹琴一样，不过你得懂俄文，否则打出来就是天书。”张爱凡放下手中的活温柔地对我说。

叶慕飞说着风凉话：“懂俄文也是天书。”他已经做好回自己的第二故乡——宽城监狱的准备了。

张爱凡不理他，手把手教我打字，她的长发撩得我脸痒。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上了她，她大我十一岁！但我有点讨厌叶慕飞。

“好好打，要学会用十个手指。用力要均匀，打出来的字才不会有轻有重。以后你就得自己练了，姐姐不能再教你了。”张爱凡刚刚哭过，眼睛红红的，像两只桃子。

没有人发现我打出来的字有轻有重，除了长了一双多情的眼睛的漂亮姐姐张爱凡。没有人发现那其实不是我的错，除了我，我当时闹着说：“这台打字机都让你们给拆坏了，我能打好字吗？”没有人发现这正是问题所在，除了我天才的爸爸——他认真检查了那台打字机后发现它是那么精密，拆装多少次都严实合缝，即使摔在地上也不会坏；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接着他发现这台打字机有一个可以代替转子的东西，就是它的横轴，即使每次输入一样的文字打出的“略微深色的字母”都不同；他还发现这些特殊的字母是事先预备好的，相当于一簿铁打的密码本，用它能解密相对应的加密电文；他还发现这种打字机可能每台的横轴都略有不同，它们打出的“略微深色的字母”不但不和自己重复，也不和同类打字机重复，也就是说，你只能发现一台打字机的规律却不能发现所有打字机的规律，这就是这台看似简单的打字机胜过“恩尼格玛”的地方……他突然惊叫：“密钥，这是一台绝妙的密钥机！”

情况就是命令，“黑匣子小组”的同志们迅速围拢过来，屏住呼吸看爸爸用他那十个会跳舞的手指把那些“略微深色的字母”用弹钢琴的手法输到一封苏军加密电报里，一串俄语就清清凉凉地流出了朴敬西那两片可爱的小薄嘴唇，他用世界上最美妙的语言——汉语，结结巴巴地说了一遍：“白鸽（间谍）、五二四（兵工厂）、玉米（穿甲弹）……到手。”我们小组的所有成员——包括我，顿时脸上绽放笑容并同时喊出一句响彻屋顶的话：“乌拉——！”接着大家都热泪夺眶，抱作了一团。

张爱凡嘴对嘴亲了我一下：“孩子你救了我们大家！”让我顿时热血喷张，天旋地转。

我不知道这时候叶慕飞的脸色有多难看。

那年冬天长春下了我平生最大的一场雪，没膝深。地质宫门前的大操场上泼了个特大的冰场，还堆了雪人，这座城市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有鞭炮噼啪作响，远远飘来的火药味儿真好闻，快过年了。

在遥远的乌苏里江，冰面已经完全冻透，最重的卡车都能顺利通过，苏军的主力坦克T—62却掉进了冰窟窿，他们根本没想到这是我军设好的陷阱。现在这辆坦克还展览在北京的中国军事博物馆，以后我军的穿甲弹攻无不克。

几年后国内公映了一部抓捕苏联间谍的“反特片”《熊迹》，没有人知道它改编自我们“黑匣子小组”通过破译敌人电报抓获内奸的事迹。

七、间谍是这样炼成的

我们家的大英雄华子峰终于回来了。

爸爸穿着他那身带领章帽徽的绿警服，健步走在前面，后边屁颠屁颠跟着帮他提行李的小战士，他真是飒爽英姿！其实妈妈和弟弟在破案当天下午就见过他，用仰视的角度——在“热烈庆祝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的宣传车上。那辆车上也有我，我个子太小，护栏太高，跷着脚都没人发现。“黑匣子小组”的人都记了二等功并戴上了大红花，他们也给我戴了一朵小红花。我们这个车队敲锣打鼓一上路就引起了各个单位车队敲锣打鼓地响应，就像一个火花点燃了一串鞭炮，最后在火车站前汇成了沸腾的海洋。至于为什么庆祝很少有人知道,庆祝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革委会、庆祝南京长江大桥全面建成通车、庆祝“九大”胜利召开……反正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那是一个需要庆祝的时代。

爸爸进屋就给妈妈敬了个标准的军礼：“首长同志，吉林省公安厅技术处副处级研究员华子峰向您报到！”妈妈羞了个大红脸，说：“你干嘛？让外人看到了！”我和弟弟高兴地在地上跳。爸爸又上前跟我握手：“地下交通员华山同志，我代表‘黑匣子小组’全体成员——当然，你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向你表示诚挚的感谢，感谢你每天送来的饭菜并传递的情报，特别是在密码破译的关键时刻给我们的指导。”说着向我挤挤眼：“只是爬墙很危险，以后要小心。”把我感动得直想哭，要不是弟弟的哭声抢在了我前边。爸爸抱起弟弟说：“华岭同志的表现也很出色，从来都不闹妈妈和哥哥。”弟弟说：“我还帮妈妈做饭了呢。”我检举道：“每次妈妈做饭华岭都弄个面团捏小人儿玩，黑不溜鳅的，不知浪费了多少面！”弟弟又要哭，妈妈赶紧夸奖道：“华岭长大要当雕塑家，是吗？”我们一家人抱作了一团。这是白天的情景，晚上弟弟醒来，发现爸爸骑在妈妈身上，做游戏岂能不带他？也爬了上去，我被弄醒也爬了上去，我们一家人又大笑着滚作了一团。

那个晚上我听到了爸爸妈妈的谈话。

“小高，我想主动申请去五七干校。”这是爸爸的声音。

“你现在不是很好吗？立了功，还专门为你成立了一个部门。”这是妈妈的声音。

“最近中央有文件，要求‘坚持群众路线，彻底清查敌伪档案，把隐藏在各地区、各部门、各角落的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清查出来’——山雨欲来，我们还是趁能躲时到下面躲躲吧。”

“杞人忧天，这场运动主要针对高官还能轮到你？”妈妈说。又亲热地搂着爸爸问：“老华，看在咱们夫妻一场和两个孩子的份上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是不是间谍？”

“认识你的第一天我就说过了！”爸爸不耐烦道。

“那你的‘上级’还联系你吗？”妈妈调侃道。

这也是我最为关心的问题，我屏住呼吸却只能听到爸爸对着妈妈的耳朵喘气，我想说：“爸爸如果是间谍也是革命的好间谍！”眼皮一沉就睡过去了。

爸爸这次回来完全变了一个人，他郑重地对我们说：“我们全家是要有分工的——妈妈是医生和主妇，主要负责大家的温饱和健康。”妈妈笑道：“我最会当饲养员了。”他又说：“我的两个儿子——华山和华岭，老大要学武，长大好保卫妈妈和弟弟；老二要学文，将来说不定进入政界。”弟弟说：“我也要学武！”妈妈说：“我可不想让我儿子当官，撅着屁股挨斗。”我警惕道：“那你干啥？”爸爸忧伤地说：“嗨，我的时间恐怕不多了。”妈妈生气道：“要死呵你？！”

爸爸加快了对我训练的步伐。

跑步。爸爸说：“长跑，马拉松的距离是42.公里，世界最快的纪录在2小时10分以内；短跑，世界最快的纪录在10秒以内，这都是常人做不到的。我也不想做到，跑得再快也躲不过子弹。作为一名间谍——我是说假如的话，（我在心里说：‘你就别假如了你，还装呢！’），我要的是跑、跳、爬、游、举、负６项综合运动能力，如果再加上掷、射、擒、脱、摔、打６项综合攻击能力，——12项全能综合得分世界第一，爸爸就能，你信不信？”我真正见识过爸爸的综合能力，他真是说得到做得到，除了打，他毕竟太斯文了。我赶紧说：“我信，我信，你赶紧教我吧！”爸爸说：“你跟我来。”我们父子俩就像两只马鹿从大院后门一溜烟冲进了我们的训练场——铁道北的松树林子。从那以后大院的孩子们“抓人玩”没人能抓住我，因为爸爸告诉我：“孩子你年纪小，不能和大人比体力，却可以和大人比灵活。要学会在跑时急转弯、穿越障碍——那种只有你才能过得去的缝隙，老虎是逮不住老鼠的。”后来我在足球场上就成了带球过人的高手。

打斗。爸爸说：“中国武术讲套路，实战性不强。杨叔叔教的擒拿格斗，把武术中的散打、擒拿相结合，好了很多，但还不如日本柔道加泰拳。欧洲人的拳击实战性很强，但只动手，不动脚，更不用头、肘和膝盖——这可是三件杀伤力很强的武器！孩子你有时会面对比你强大，人数又多，甚至拿着凶器的对手，你会怎么办？”我急道：“这两天就有人要打我！”爸爸说：“很遗憾我不能给你做示范，再说也没陪练。”当天傍晚爸爸下班经过操场，被迎面而来的杨大眼当胸就是一拳：“谁让你说我是狗屎拳？！”他被弄懵了：“没有呵。”杨大眼又是一纪重拳把他击倒在地：“听说你在国民党部队里受过训，是美国老师教的吧？来呀，来呀，尝尝我的长拳！”说着，杨大眼脱下棉衣秀他的腹肌、胸大肌和三角肌，就像拳击场上的获胜者。这时正逢单位下班，操场上围满了人，包括躲在大人后边的我——这场打斗是我挑起来的，让爸爸吃了这么大的亏，真后悔。我想上去帮助爸爸又不敢，不是怕杨大眼，是怕我做的坏事被揭穿，这可怎么办？只见爸爸从地上慢吞吞地爬起来，说：“杨大眼你真要打呵？”顺势用给篮球场画线的白灰抹了抹手。杨大眼说：“打你怎么的？！”只见他重重地向空气打了一拳就栽在了地上……就在同一天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也经历了一场打斗，我一个，对方六个，把我围在了中间。领头的姓范，就因为那年我爸爸逼着我半夜三更去他家找那只我大爷留下的桔红色钢笔让我看到他们全家都光屁股，我虽没外传但全班都知道了，还给他起了个外号“范光腚”，他就对我耿耿于怀，总找茬报复。范光腚歪戴着军帽斜叼着烟，手臂上刺着青花还戴着护腕，说：“小子，听说你在和你爹练拳？”我说：“没有呵。”当胸就给了他一拳，以后的情形正如爸爸教的——“打斗没有太多要领——拳脚要快，要硬，要准，要狠。你只要会三招：抗打，会闪，知道声东击西，就没人能打得过你。”这时我指东打西，指脸踢肚子，从包围圈的缝隙钻出去再从后面袭击他们，不消片刻我就把那六个小流氓打得满地爬，直喊“大哥”……这时我定睛再看爸爸，他闪得那叫一个快！杨大眼一用力就扑空，不用力就挨打，这种耍猴般的表演足足持续了十分钟，直到杨大眼浑身被抹得精白，再也抬不起他那两条没用的粗胳膊。“承让！”爸爸对杨大眼抱拳打拱。“见笑！”他又鞠躬答谢观众。大院里的同事和邻居们哪里见过这个？自然是一片掌声喝彩声。回家我就被妈妈摁在炕上来了一顿“皮带炖肉”，我一点都没感到疼，还不时冲弟弟做鬼脸——爸爸说练武术首先要学会挨打，谢谢妈妈帮我做练习。

忍耐。爸爸说：“耐力，既是人的一种本能，也是孩子你必须锻炼的一种能力。我不要求你像北极熊那样耐受零下40多度的严寒，但你必须做到比别人穿更少的衣服也能过冬。我不要求你像撒哈拉大沙漠的蚂蚁那样耐受零上80多度的酷热，但通过训练你要能在零上50度的环境里生活。你还得学会耐饥饿、耐疲劳、耐困倦、耐孤独、耐各种精神干扰……总之，孩子你得为过最艰难困苦的日子做准备。”我奇怪道：“我为什么要‘为过最艰难困苦的日子做准备’？”爸爸说：“天降大任于厮人也……”我问：“那你为什么不让弟弟‘降大任于厮人也’？”爸爸说：“就因为你是长子。”我真不想当长子，却看见爷爷在遥远的地方看着我，那眼光里有鞭策、激励、也有希冀——那年他已经病逝，躲过了“文革”的冲击，他也曾这么对我说过：“你是我们华家的长孙！”

一天晚上，妈妈摇醒爸爸：“好像有贼。”爸爸和我抓件衣服就冲了出去，回头就叫不开门了。爸爸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吹牛了。”那年的冬天真冷，后半夜气温有零下三十度，不一会儿我和爸爸的眉毛眼睛都挂了霜，幸亏我们俩都穿了全套秋衣秋裤，却没戴帽子并光着脚穿鞋。爸爸说：“把衣服捂严。找避风的地方。我们抱着取暖。不要呵气，节省热量，越呵越冷。把手脚都搓热。每半个小时跑一次步。如果能有个菜窖就好了，你知道吗？东北‘抗联’就是靠一种叫‘地窨子’的东西过冬的。”这是我和爸爸第一次、也是最长的一次全身体的亲密接触，我感觉我们父子俩的血都融在了一起，我的生命是属于他的。狠心的妈妈让我们爷俩在冰天雪地里足足呆了八个小时！直到晨练的人问我们：“吃了没有？”妈妈才笑嘻嘻地用棉被把我们包进屋，连连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还说：“不能坐热炕喝热水，要像吃冻梨那样，慢慢缓。”还说：“老华，你说抗美援朝长津战役如果按你的方法是不是就不会冻死那么多人？”爸爸伤感道：“那次我军非战斗减员20%以上，有上万人被冻死在战壕里，冻伤者不计其数。你知道吗？一二度冻伤会感觉疼痛，三四度冻伤就会让你麻痹并失去知觉，最后你想动都动不了就会‘睡过去’——这就是我们爬冰卧雪的战士为什么那么守纪律的真正原因！”那次我发了三天高烧，手脚还得了冻疮，后来感染成神经性皮炎，至今不愈。

欺骗。因为“人该不该说谎”妈妈和爸爸吵得面红耳赤。妈妈说：“人绝对不能说谎，你可以不把实情告诉对方却不能说假话。”爸爸笑问：“假如你发现你的病人得了癌症，告诉他实情他可能就会崩溃，说问题不大他可能就会配合治疗获得康复，那你对他说实话还是说谎？”妈妈说：“我会说不知道。”爸爸说：“这就是谎言。”妈妈说：“我会让他去问别人。”爸爸说：“这叫‘推卸责任’。”妈妈说：“反，反正我不会骗人。”爸爸笑了，又问：“那如果你是个被捕的地下工作者，敌人让你招供你说不说实话？”妈妈急道：“我不是地下工作者，也不会被敌人逮住。”爸爸说：“那好，假如组织上让你做一件欺骗敌人却对国家和人民有好处的事情，你做不做？”妈妈不耐烦道：“哪有那么多假如？！”就拉着我和弟弟说：“孩子们，千万记住妈妈说的话：凡是欺骗的事都不能做，无论谁让你们做。”说罢用冒火的眼睛看着爸爸：“华子峰，你一直在骗我！”爸爸无奈地摇摇头，对我们说：“你妈妈说得对。”却又叹息道：“假如没有战略欺骗，盟军就过不了英吉利海峡；假如没有战略欺骗，德军就不可能发动闪电战；假如没有战略欺骗，日军就不可能偷袭珍珠港口；假如没有战略欺骗，解放军就不可能突破长江天堑……假如没有战略欺骗，孙子兵法就得改写。”妈妈说：”假如你早就告诉我你是个彻头彻尾的说谎者，我就不会嫁给你！”爸爸嘻皮笑脸道：“你说得对，人真的不能说谎，说谎必被发现。但假如自己说谎却不知道呢？”妈妈说：“这行。”又揪着爸爸耳朵说：“你这是明明说了谎却不认为自己说谎？狡——辩！”

若干年后我在美国被抓，因为越境逮捕一位在逃的中国高官。我得到的指令是一定要装成是个人恩怨，为此，我接受了美国测谎仪的测验。我当时被带到一间封闭的玻璃屋子里，浑身上下都被绑上了电线，美国的东西真繁琐。对方用汉语问：“你叫什么名字？”我答：“华子良。”我看不到电脑那面的电子数据和图像，相信一定正常，因为我真叫“华子良”。对方笑了，他知道华子良是中国小说《红岩》中的一个传奇人物，这个鬼佬原来是中国通。对方又问：“年龄？”我答：“五十一。”我笑了，因为我的美国同行对测谎仪的用途不太了解，他不该先问对方不需要说谎的问题。接下来我可以说是心态坦荡，倒答如流：“我叫华子良，今年五十一岁，在中国是中学体育教员，无党派和宗教信仰，在美国没亲属。我是在美国旅游期间认识付国涛（就是那位在逃的高官）的，他居然大骂中国共产党，这个狗官，他出国前还在组织大唱红歌！我一查才知道他在中国是位副省长，贪污在逃正被国际刑警通缉，却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想得到美国法律的庇护，我呸！我知道中美之间有引渡协议，但在美国得服从美国的法律，于是我就想把他扭送到你们这个警察局，你看我做得对吗？”我的美国同行笑了，说：“测谎仪没有反应，您要不要试试我们的吐真剂？”那态度好像要请我喝咖啡。我说：“吐真剂的发明人是美国妇产科医生罗伯特·豪斯。年他注意到注射麻醉剂东莨菪碱后患者会进入一种特殊的镇静状态，竟会在无意识状态下准确地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于是这种东西就被试着用于审问犯人。吐真剂显然对我无效，我父亲说：‘人真的不能说谎，说谎必被发现。’我就从不说谎。不知您的吐真剂是什么口味的？”听到这里，我的美国同行捧腹大笑，用双手指着我说：“哈哈，Youneverlied，（你从不说谎）！哈哈，Youneverlied，（你从不说谎）！您可以走了。”付国涛后来通过正规的外交手段被引渡回国，美国人很会做生意，他们用这个坏蛋换回了一名在中国服刑的“美国公民”，他的故事我后面会说。

偷窃。爸爸对我说：“孩子，保护自己和家庭的方法爸爸已经教你差不多了，重要的是你自己日后的观察、揣摩和练习。还有，一定要保密。那天妈妈和爸爸吵嘴，主要是关于‘道德’的问题，作为一名间谍——还是叫‘特工’好一点，就是不能有‘道德感’，比如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可以杀人、放火、破坏、抢劫和偷窃，总之你不该受到任何法律约束。今天我来教你如何偷窃。”我早有心理防备，尖叫道：“爸爸！妈妈说得对！你就是想把我变成一个坏人！”哭着就钻进了长春市百货大楼的滚滚人群。

我发现妈妈给我指的是一条光明的道路，诚实、正直、善良、当然也勇敢；爸爸给我指的是一条阴暗的道路，伪装、险恶、无耻、当然也恐惧。

我不能走爸爸指给我的道路，我永远做不了间谍。

推荐：







































表皮转移因子胶囊能不能治好白癜风
北京哪家医院能治疗白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