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古巴的电影史基本上是从年革命胜利后才开始的，但古巴电影艺术与电影工业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对“电影是一种艺术”这一理念的坚持，使得古巴电影业到年代后期已经在拉丁美洲居于领导地位了。古巴电影艺术和电影业委员会被授权管理国内的制片厂、电影院及放映网络。革命胜利前的电影导演不再得到任用，与美国有关的一切，尤其是美国电影成为批判的对象。电影委员会起用了一批年轻的、欧洲学成归国的电影导演，为古巴影坛注入了活力。影片《低度开发的记忆》导演古铁雷兹·阿莱就是其中之一。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他说“围绕古巴争议的问题太多太多了。一些人把古巴看作共产主义的地狱，而同时另一些人，又把它看成共产主义的天堂。我们很想客观地表现它，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曾在意大利罗马电影实验中心学习过、从拍纪录片开始的古铁雷兹·阿莱深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他想要在自己的电影里呈现一个真实的古巴。但他也明白没有绝对的、纯粹的、客观的真相。做为一个受过欧洲精英教育的白人知识分子，他所谓的真相，也只能是他自己的眼中的真实。因此，拍摄于年的影片《低度开发的记忆》的视角就是白人知识分子主人公塞吉奥，影片如纪录般记述了他的亲朋好友陆续离开古巴后，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明确的白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视角，碎片叙事，意识流，还有大量新闻和纪录片的镜头，这些都赋予《低度开发的回忆》浓郁的欧洲先锋派气质，它不仅呼应着席卷着欧洲的电影新浪潮运动，并且成为“新拉丁美洲电影”中的最具有作者电影气质的影片之一。

影片不似巴西新电影中常见的那种“不发达寓言”，而是放弃寓言和经典叙事，运用意识流和生活流，再现年代的古巴的日常生活、社会肌理，以及后革命时代古巴人内心的迷茫与焦虑。如片中所说，低度开发意味着生长断裂、迅速的遗忘、非持续性的发展，那么年的这部影片《低度开发的回忆》，正是尝试铭记当下、持续生长，并力图将革命前与革命后岁月用凝视和纪录的方式粘合起来。

低度开发、“欠发达”或者“发展中”，通常是对经济落后地区的一种通称，意味着政治动荡、物质匮乏、群体的蒙昧，而在影片中，低度开发，并非单指社会的落后，还有对记忆的抹杀、对历史的否定，更有不断推倒重来造成的精神断裂与文化荒原。原著小说与这部电影都试图追忆在革命的暴风中偏离方向的似水年华，并在这暂时平静的时代缝隙中，拯救未经开发而正在覆灭的个人记忆。

如果记忆消失意味着个人的死亡与终结，那么一代国民记忆的断裂、消失、覆灭，就意味着国族生命体的消亡，文化的终结。

在关于古巴的文本中，“流亡者”和“革命者”就成为两个针锋相对的群体。年古巴革命胜利以后,古巴原来巴蒂斯塔政府的官员、军官和上层知识分子作为最早的流亡者来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在迈阿密建立起社区。他们自称为“流亡者”(exiles),强调自己反共立场，志在颠覆卡斯特罗政权，古巴裔的美国人人数最多时达到万。这些人之所以称为“流亡者”而不是“移民”，是因为他们时刻准备着返回古巴，结果“暴君”卡斯特罗的统治，建立“自由古巴”。

美国的古巴流亡文学(exileliterature)在20世纪80、90年代相当盛行,以《在哈瓦那等待风雪:古巴男孩的告白》(WaitingforSnowinHavan：ConfessionsofaCubanBoy,)为代表的流亡书写采用“虚构性自我书写”或“回忆录式生命书写形式”，抒发思念故国、痛恨共产主义的情怀。古巴裔美国籍女作家克里斯蒂娜·加西亚(CristinaGarcía,—)年的《古巴之王》中讲述了一个古巴人格约半个世纪流亡生涯的苦痛与愤懑，他的家族失去财产、背井离乡、家破人亡：父亲饮弹自杀，弟弟在参与颠覆卡斯特罗政权的“猪湾事件”中被打死，儿子吸毒、酗酒、抑郁，女儿无业，而他自己则一身病痛。他将这一切都归咎于卡斯特罗的执政，和自己的被迫流亡。格约在美国政府提供的支持性政策帮助下置办了大宗房产，生活安稳，然而，这些都难以弥补他的失落和挫败感。格约的一生是《低度开发的记忆》中主人公送走的亲友们到美国后的经典生活样本。可见，无论是离开的还是留下来的，“流亡者”还是“革命者”，都非容易的人生。

《低度开发的记忆》的特别之处在于，既没有站在“流亡者”的立场，也不是“革命者”的姿态，它是夹缝中的“旁观者”立场，带着叙述的清醒和电影语言的自觉。

自从古巴年与美国断交，古巴电影也在致力于用古巴的方式拍摄古巴自己的电影，一批年轻的电影精英试图发展自己的电影语言和叙事方式，不同于好莱坞式技术精湛、严密缝合的“造梦机器”，也不同于苏联式的“情感提纯与形式美感”，而是提倡一种“不完美的电影”，一种以极低的成本、手持摄影、快速感光胶片和非职业演员拍摄而成的电影。《低度开发的回忆》堪称“不完美的电影”的代表，大量用到了蒙太奇、画外音、定格、跳接、主观镜头、蒙太奇新闻和纪实影像等，将“新现实主义”的社会洞察与批判、法国新浪潮的现代感与自由电影语言结合起来，完成了一部不取悦观众的、深具作者气质的后革命时代古巴电影，一部人类学视角下的后殖民时期古巴民族志。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主角和叙事人——塞吉奥，他是白人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有钱、好看、聪明、能够接触上层阶级和那些愿意和她上床的漂亮女人”[2]，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高度自省、有主体意识的个人：观察，思考，清醒，自觉。而大多数古巴人，更像是无意识的“客体”。一开始，他的视线和视野掌控着影片的影像和节奏，后来，现实逐渐压倒了他，到结尾处，他“像蟑螂一样——被他的恐惧、无能及一切事情给压扁了。”[3]他的形象、姿态与生活方式，几乎与当时的欧洲知识分无异，他也代表了古巴的一个阶层，当这个阶层集体离开古巴后，他注定成为异类。他的孤独不仅仅在于没有亲友，还在于生活在精英阶层离开后的古巴，他仿佛是从20世纪穿越到了19世纪，甚至18世纪。

革命后，当时人口六百多万的古巴如同加勒比海上的一座孤岛，在冷战时期，要成为一个完全独立自由的国家谈何容易。古巴革命开始时期的革命家都来自中产阶级的反共产主义的人士，在猪湾事件以后，为了避免美国再次控制古巴，卡斯特罗被迫宣布古巴为社会主义国家，并全面倒向苏联。在影片中可以看到，塞吉奥对于身边发生的一切都冷漠而疏离，甚至带着轻微的质疑和批判。无论是机场的离别、猪湾事件、导弹危机、古巴革命研讨会，或是性侵官司，他都是一副局外人的姿态，尽管他失去了工作、亲友、财产，在空荡的社会舞台上，几乎只剩他孤独的一人。当他从机场归来，眺望窗外，不断地重复的话是：“不敢相信古巴革命已经胜利了，一切照旧，照旧……”，只有在现实触及到回忆的时候，他才一往情深，真情流露：他的初恋，他的友情，他的事业。他试图在现有的空间中抚摸时间的痕迹，加固自己的精神领地，于是他去了书店、美术馆、海明威故居、研讨会等地方。连他的家，也不再是他专属的私人领地，席卷一切的革命浪潮正拍打在他的家门口，通过拿着登机表的政府工作人员事无巨细的询问。不再有个人和私人领地，国族神话，通过将个人转变成国民，将私人领地转变成管制空间，他的欧洲知识分子自我认同也必然被正在建立的国家身份认同所代替。《低度开发的回忆》在这个层面上是一曲“自我”的哀歌。一个人的自我，建筑在他的过往之上，一个国族的身份建筑在历史之上，摆脱了西班牙和美国后的古巴除了面临着经济的危机，还有民族身份危机。卡斯特罗以强硬的方式成功地建立了“古巴”民族国家认同。古巴不再是欧洲殖民地，或是美国的“熟果”，而是古巴人的古巴。

《低度开发的回忆》同时还是一部以社会为镜映照自我的意识流电影，影片抽离了故事，将叙事建立在流动的时空与隐晦的情绪之上，以蒙太奇、画外音、主观镜头的建立主人公的意识流。在故事的一开始，既没有忙着建立观众对主人公的认同，也没有建立叙事期待，直到影片的结尾，男主人公于观众而言几乎仍是“陌生人”。这种观众与主人公的疏离，使观众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思考，不扰动、不绑架、不共情、无偏见。我们通过主人公这个古巴作家的视角，来观察他周遭的世界，通过他的他的所言所行、所听所闻、所思所想，了解了一个立体的、连贯的、客观的古巴社会——这正是导演古铁雷兹·阿莱的初衷。

因为没有故事主线，腾出一大量的叙事空间，于是以塞吉奥这个人物为主线，串起了古巴社会的方方面面。影片的叙事时间含糊不定，大约是从猪湾事件前（初），到导弹危机之后（年末），将近两年的时间。这是古巴形势瞬息万变的关键性两年，也是整个世界局势非常微妙而紧张的两年，古巴倒向了苏联，“古巴导弹危机”一度使得美苏间的世界大战几乎一触即发。主人公之所以留了下来，还因为他早已熟悉了美国，而“这儿要发生什么事却是个秘密”。我们跟随着塞吉奥这个“不是革命者，也不是非革命者”的作家，游历了许多哈瓦那空间：街头，朋友的家、游泳池、加油站、书店、美术馆、餐厅、电影制片厂、海明威故局、法庭、“文学与低度开发”研讨会现场、学校、妓院等等。影像在许多时候停留在一张张的面孔上，陌生人的面孔，舞者的面孔，恋人的面孔。这些面孔是一个时代的人类学标本，一部鲜活的影像民族志。

在蒙太奇中，他的生活与国家的局势是一种对照的关系：他对女人的欲望和美国对古巴的欲望；他的孤独和这个国家的孤独；他的恐惧与这个国家的未知未来。影片最后那个无主的远眺镜头，无疑是一种被迫置身事外的失控。似乎一切没有改变，但昔日已成废墟。不得不持续的自我，如何面对断裂的社会？只活一次的人生，如何避免永远活在幼稚、冲动、盲目的状态？

所谓低度开发——subdesarrollo，既是不发达，不成熟的意思。而片名“低度开发的回忆”可以有两种理解：对不发达的古巴的回忆和古巴人不发达的记忆。也许这是同一个问题互为因果的两个方面。记忆不发达，意味着民族的健忘，历史的循环往复，不断重头再来；对低度开发的古巴的回忆，是对古巴过往与现状的一种描述，对正在发生的一切以一种回忆方式观照，不是因为太过熟悉，就是因为太过陌生。定格的大量使用，即是对当下的历史化处理，留住“此刻”就是保存了历史，凝视今天，就是在思索永恒。不发达，并不是一种回忆，而是一种症状，是出现在每一张面孔、每一个事件之上的痼疾。这部影片即是对“痼疾”的自我反省和诊疗尝试。不发达的症状如下：

一、健忘。对国家或个人历史的遗忘、篡改或抹杀，一再重复自身，没有连贯性和渐进性。对主人公而言，歇斯底里的婚姻，并没有让他在开始一段新恋情的时候更加谨慎，他很快与爱莲娜陷入另一段歇斯底里的恋情，他想要象改造妻子一样改造爱莲娜，两者都失败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说：“我一直试图过得像个欧洲人，爱莲娜使我感觉每走一步都是不成熟的。”成熟、发达指的是欧洲，与欧洲有关的一切都是成熟的，比如他的初恋女友汉娜。影片中有一个细节，塞吉奥收到了母亲的来信，里面是一支口香糖和一枚剃须刀片，这时，塞吉奥画外音说道：“母亲的信封里永远有这两样东西，她明知道我不嚼口香糖，用电动剃须刀，我需要的只有杂志和书。”这一个细节就提示了这对母子之间的关系，他们缺乏沟通与交流，不了解对方，也并不真的关心对方，重复地做着无意义的事情。对于这个新生的国家而言，也是如此，被卡斯特罗推翻的巴蒂斯塔政府投靠的是美国，这造成了古巴经济的单一、无法独立自主。现在，岛国古巴在冷战的形势下倒向了另一个大国苏联，依然无法独立自主，自从被美国全方位经济封锁之后，古巴的进出口高度依赖苏联，这就是为何苏联解体后古巴经济陷入长时间的低迷。同时，古巴宣布自己为社会主义国家后，几乎重复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走过的同样的道路。这就是为何古巴的前景仍是秘密，虽然也并没有秘密可言。与《低度开发的回忆》同一时期完成的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家孤独》中的小镇“马孔多”之所以成为整个拉丁美洲的象征，是因为这不仅不是一个进化发展的空间，甚至不是循环往复，而是倒退、蜕化的寓言。遗忘就是后退，这就为什么在主人公的眼中，哈瓦那从“加勒比的巴黎”，变成了“加勒比的特古西加尔巴（洪都拉斯首都）”。

二、不负责任，反复无常。这体现在人们“无力承担感情、想法、牢固的关系”。塞吉奥的妻子头也不回地去美国了，走之前甚至没有给他一个拥抱。塞吉奥送走亲人，回到家中，似乎并无一丝悲伤，有的只是如释重负的轻松。他与爱莲娜的故事，从艳遇到诱奸到强奸，从逼婚到诉讼，这一系列的转变，是基于每个人的“不负责任，反复无常”：塞吉奥，爱莲娜及她的父母兄弟。爱莲娜的父母视贞洁为宝物，因此逼婚，这种“发生性行为就要结婚”的19世纪的价值观，对于自视为欧洲知识分子的塞吉奥来说无疑是可笑的，他的孤独不仅仅在于失去了亲友，还在于优越感和掌控力的丧失。反复无常还体现在过于早熟，和未曾成熟便腐烂；“混血姑娘”爱莲娜是早熟的古巴热带混血女子的象征。所谓早熟只是外在的，她的冷漠与坚硬，她的轻信与明星梦，都是幼稚和不成熟的表现，当然，这一切加上她的美貌和异域风情，也正是她魅力之所在。她因早熟而被家人“锁藏”的结果，即是停止成长，像热带水果一样的腐烂，没有机会像自己期望的那样“做不同的人，发展自己的个性”。

三、疏离与冷漠。战争与冲突，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贫富分化，都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疏离与冷漠的体现。具体到个人而言，就是对周围事务漠不关心，对他人的死亡、饥饿、不幸视而不见。影片一开始就是一段几乎全部由特写镜头组成的热带舞蹈的纪录画面，快节奏的音乐，各式各样黑皮肤的面孔，迷茫而空洞的眼神，在手持摄影的晃动中，歇斯底而原始。突然枪声响起，一个人倒地死去，几个人尖叫着离去，更多的人麻木而平静地看着几个军人过来把死者抬走，而在这个过程中，乐声依旧，舞姿依旧，然后影像定格在一个黑人女子的脸部特写上，她定定地望着镜头，她的黑眼圈和厚唇，她的性感和野性，使她显得无辜而又麻木。更有趣的是海明威故居的那一段，对海明威来说，低度开发的古巴却是“美丽而不幸的长岛[5]”和“命运的归宿”，从年到去世前的年，他大部分时间一直都生活在古巴的瞭望山庄（FincaVigia）度过，也就是影片中的海明威故居。影片的主人公塞吉奥原本是与女友爱莲娜一同去的海明威故居，但是在游览的过程中，他决定与爱莲娜分手，也就是与不成熟的自己告别：“和爱莲娜在一起的每一步都让我感觉不成熟”，但逃避让他显得更不成熟。

做为一个古巴人，在海明威的家，他敏锐地感觉到了海明威喜欢古巴的原因：“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你可以猎杀动物，找到避难所，款待朋友，用英语写作，在湾流钓鱼……还有迷人的古巴混血姑娘……”，与其说海明威热爱古巴，不如说他热爱打猎和钓鱼，与大型动物的搏斗让他感觉活在必胜的战争中，他在古巴如油在水中。除了打猎、钓鱼，海明威还热衷于参加战争，他参加过2次世界大场，身上中过块弹片，头上缝过57针，他曾在非洲2度飞机失事，对打猎、钓鱼、斗牛和战争的热爱，这意味着他只有处在死亡的危险中才能体会生命的高贵和自身的伟大，这是否也是一种“低度开发”的征兆？海明威之死是否是另一则不发达的寓言？（年7月2日早晨，美国爱达荷州凯彻姆，海明威取下了那管陪伴自己12年的双管猎枪，自杀身亡。）

海明威与卡斯特罗

海明威与妻子在古巴

四、混乱、零散、破碎，缺乏整体感，无法看清事情的全局，历史的全貌，且不自知。这种历史的断裂，和个体感知的断裂、破碎，意味着人们处在婴孩状态，“不能把事情联系起来获得经验来发展。影片提到猪湾事件中被捕的“古巴流亡者”时，这样说道：“他们好像整体计划里不相干的元素，没有人完全承认所做的事实。”在做这一切时，并不清楚自己做了什么，这就是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所谓的“乌合之众”，无论是“融入人群掩饰自己责任”，还是“将自己的罪行与其他人分担”，无法思索个体的行为和单独的事件在整体历史的影响和意义。影片中大量的人物特写，正是在揭示这种个体的破碎感和盲目感。从爱莲娜事件也可以看到古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相互疏离与冷漠。从塞吉奥与爱莲娜及其家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中产阶级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的疏离。塞吉奥的自我身份认同是一个20世纪的欧洲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爱莲娜是混血姑娘，可以看到他在爱莲娜面前的优越感，而塞吉奥在面白人女孩的时候，则尊重而小心奕奕。

在古巴，黑人和黑白混血人种通过与白人联姻改善血统的现象仍十分常见。古巴作家比利亚维德的小说《塞西莉亚姑娘》中，黑人被视为牲畜，可以随意凌辱虐待，混血的古巴少女爱上白人青年，渴望通过联姻漂白肤色提升地位。影片中，主人公的生活中最大的事件就是艳遇了，一个普通的上午，他遇到了想要当演员的女孩爱莲娜，搭讪、午餐、家中下午茶、换衣，床第间的调逗与亲吻，女人假意真情的欲迎还拒，被省略的床戏，哭泣。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塞吉奥来说，这原本是一个插曲，陌生肉体的相遇、相亲，分离，然后再归于陌生，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然而，对于保守观念的女孩家庭来说，失去贞操，就失去一切，做一次爱就要娶她，这种视身体为物体、将婚姻当作交易的观念，正是所谓“低度开发”的重要标志。浪漫艳遇，就这样戏剧地演化为性侵幼女。不同阶层的价值观、婚姻观、贞操观的巨大差异，是低度开发的另一症候。但从另一个角度来年，“低度开发”的这些征兆是长期在强权下生存所习得的“智慧”，是历史遗留在每个个体身上的积垢，是刻印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和每一个人物，和每一个细枝末节上的烙印。

最危险的不是“低度开发”，而是对“低度开发”的不自知，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影片一开始，主人公认为自己是欧洲式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鹤立鸡群于未开化的国民之中，作为优越感的体现，他的特写被定格于画面之中。但是我们逐渐发现他正是这“低度开发”国度的化身——冷漠、不负责任、健忘、傲慢，唯一的不同在于，他正在觉醒和感悟眼前的一切——写作、回忆往事、密切